1958年大跃进时期,陈飞鸿夫妻养育二女一男,陈前辈长期没有工作,仅靠夫人陈月娥女士做小工维持一家生计。省吃俭用支持丈夫养鸽子,三个孩子大的不到十岁,抱着前辈的大腿,都喊:“我饿”。陈女士还要抽出仅有的一点粮食,来喂养几只种鸽。每一只喂几粒玉米,几粒豌豆,都要数着喂。陈前辈是上海西翁鸽的共同老师,每逢周日家中鸽友很多,妻子晚上做完工回到家里,还要给鸽友沏茶和招呼鸽友,无怨无悔。因此被上海鸽友杨登元、王文林、方兆基等前辈尊称为:“师母”。
66年到77年属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养鸽子被称为“封、资、休”严厉禁止。杨登元为了保护仅有的几只西翁种鸽,放在自己的床下饲养,被造反派发现,又转移到乡下的哥哥处,不幸又被发现。再一次将种鸽,移回上海未受到冲击军队复原高级干部何寿松住处,最后才保住西翁种鸽。杨登元前辈的养鸽经历,是老一辈艰辛养鸽的缩影,他们为三大国血鸽的品种延续、呵护做出了难以想象的努力,应该得到我们后辈的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