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史，我父亲和我的故事

韩信一

我父亲在81岁时，我向他询问了许多问题。因为他的一生，充满了离奇波折、坎坎坷坷的经历，很有点传奇的味道；他的一生，也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特点。

一、韩氏祖宗的情况

韩氏祖宗来云南省建水县安家落户，始于明朝万历年间，至今已有四百多年。祖传家谱已经在解放初历史动乱中遗失。据我父亲回忆，他还背诵出韩氏家谱载着“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竹子巷于万历40多年迁来建水县的”。那时建水县是叫临安府，又叫临八属。管理着周边八个县的地方。属于农业发达地区。后因缺水，才改名叫建水。

我父亲说，“从祖坟的规模上看，只有六世祖韩永年的坟稍好一点，其余的都很平常。乡人皆称韩登甲之能发家，都仗韩永年这尊坟葬的好，从坟的价值上看，可与韩登甲的坟相比。”

“祖坟也因扩充土地，被建水县改造为别样用途了。现在我们韩氏后代想祭祖都没有地方可祭。”

“从迁来建水的祖宗称一世祖，名叫杨国枝，根据封建社会的习俗，上门改姓，五代归宗。所以一世祖杨国枝，二世祖杨得名，三世祖杨文英，四世祖杨兆麟、杨兆凰，五世祖杨洪，六世祖韩永年，七世祖韩汝祥、韩汝昌，八世祖韩济世，九世祖四男三女，即：1、韩登甲、2、韩登赢、3、韩登仕（出生后早逝）、大女（嫁李开科，生两男三女）、6、二女（嫁田柱昌，生一男三女）、三女（嫁刘松岭，生三男三女），十世祖（五男五女）1、韩子旺（后改名韩进之）、2、韩子瑜、3、韩子文、4、韩子尤、5、韩子璋、6、韩子信、7、韩子屏、8、韩子逊、9、韩子迁、10、韩子彬。十一世祖，七男七女：

1、韩信一，2、韩信友，3、韩雄正，4、韩雄南，5、韩正南，6、韩皖波，7、韩建国，8、韩信民（女），9、韩信达，10、韩信远，11、韩雄飞，12、韩冬梅，13、韩皖云，14、韩建清。

十二世祖，四男四女：

1、韩颖宁，2、韩俊，3、韩唯，4、韩煜，5、韩颖芳（女），6、韩俊，8、韩倩，9、韩情。

从祖宗们的情况看，几乎都是单传，到十世祖后，韩氏子孙才多起来。“韩登甲和韩济世都是帮人干活，韩济世当过掌事，但钱不多。祖祖辈辈无房可定居，而是租房子住。”

二、韩登甲发迹的状况（韩子旺口述）

“韩登甲读私塾读到14岁就外出到蒙自卖帮工，说明那时家景并不好，如果家景好，我的阿爹不会14岁就去帮人。”

“另外韩济世带韩登甲去赶街，阿爷骑马，让阿爹走路，到店歇脚，阿爹叫累。阿爷骂曰：到店还有30里（意思是到店了还要扎马草等杂活要干）。冬天，阿爹的脚上开裂，疼痛难忍，用腊滴进裂缝里止痛。从这一现象上看，也可看出家景不富和阿爷舍得排刷锻炼儿子。

“阿爹去蒙自帮人，阿爷规定阿爹一个月写一张共川纸（30×50厘米）的文字寄回来。阿爷的原话是：“你吐馊屎都给我吐满这一篇”。带回家来阿爷批改后再回给阿爹，以此法教阿爹学文化写字。“到阿爹十八岁时，由于机敏灵动，勤学好学，阿爹已基本上掌握了做生意的窍门，阿爷就叫阿爹自己独立干。肩桃担子去赶乡街子，阿爹去给阿妈讲，想买一匹马，协助驮货，这样就可多做点买卖，阿妈同意后，把马养在邻居家，不敢让阿爷知道，因为阿爷的脾气太怪。

“当时建水的乡街子多，阿爹轮流赶。本钱挣多了，阿爹又开铺子卖布和土杂货。过年了，别家关门，可阿爹照样开门卖东西。

“阿爹也善于做生意。他讲：第一货要进（买）得好，货买得好要识货，而且价要低，才能赚到钱，货都不好，别人怎么会要？第二卖东西时则要见机行事。如：让人方便，短付款时添点绕头等。阿爹讲：人是爱占便宜的，你让人得点好处，人才来找你。

“数年积蓄，阿爹又上昆明做生意。由于大妈不会生育，尽管阿爹阿嬷感情好，阿爷吩咐阿爹在昆娶小，不娶到小就不要下建水去见阿爷（建水人不肯填房做小）。后在昆明找了一家贫苦人家的女儿。那时阿爹已经31岁了，所以阿爹32岁才生我。生我的母亲长得胖，所以喊胖妈妈。大妈生的瘦，所以喊瘦妈妈。

“阿爷见阿爹能吃苦，又会经营。才把埋在地下的200块大头取出来，交给阿爹做本钱。

“由于祖祖辈辈都是租房子住，受气不止又麻烦不断，阿爹是堵着气才盖了沙拉河边那一幢房子。后因用钱过度，影响到做生意，才停了油漆彩画的工程。

“阿爹随即上昆明做生意，先在东寺街租周家的房子开铺子。到我4岁时（阿爹36岁），才派人下建水去接胖妈妈（即我父亲的生母）上昆。

“时作棉布、洋纱生意。玉溪街玉溪会馆被火烧掉，无钱盖房，阿爹拿出6000半开在会馆的地皮上盖得13、14、15号，得二层楼房一所。

“1935年赚了大钱。当时粗纱昂贵，细纱不值钱。阿爹却反其道行之，拼命倾其所有买进细纱。随后细纱暴涨，别人都无货可卖，所以阿爹大赚了一笔。连广东生意人都翘大拇指称赞韩公有远见。

“当时只顾了伙计6～7人，老板、经理、二水小伙子2～3人（二等秘书）。一天忙到晚，吃住都在铺子里，都是单身无家卷。

“阿爹真正发财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昆明当时因抗战变成国际码头，先前买进绵纱是去上海买，后乘船运到海防再运到昆明。而内地四川、贵州等地都由昆明中转，后只能由越南运入，日本人占领越南后又由仰光运入，故国内进纱都经过昆明。阿爹那是大做棉纱生意，因为人人都要穿衣，棉纱谁也不能缺。比价一变，所以棉纱大涨，阿爹大大发财。

“日本飞机来炸昆明，阿爹见房子一炸就全没有了，而土地炸了翻过来还是土地。，于是在建水买了一些土地，又在宜良买了可收1000担租的土地，又买了三间两耳比较清静的一间房子，在建水又买了十一间铺面，在建水城里又盖了太史巷一带的一所房子。

“抗日战争时期，阿爹又在昆明南屏街盖了一幢房子，共13方丈20方尺，合435m²的施工面积，内有一小天井。解放前无偿借给康林书店，由负责人孙仲宇住在二层楼。实际上成了地下党的一个窝子，印刷标语口号传单都是这个康林书店完成。

“阿爹嘱付阿嬷说：将来子女不成气，只消紧紧拿着这房子凭证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阿爹47年上半年因病而亡，时年58岁。阿爹死时，流动资金共有1100两黄金。建水的11个铺面，自己开了两间外，其余的都租出去，每间20担谷（子）租；宜良的房子，楼上堆谷物，楼下租出去。当时的收入是由铺子上去收，属于资本主义的经营土地的方式。及建水两处房子，昆明南屏街一幢房子、玉溪街13、14、15三间房子。

三、韩子旺（韩进之）参加革命前后的情况

我父亲对我讲：“他从小读书就属优等那一类型，初中跳一级，高二就去报考德文补习班（属于同济大学办的，在宜良狗街），后进同济大学也是学冷门数学（在四川，李庄）。

“李克群原和我在同济大学是同班同学，他是东北人，后来日本人占领东北，他父亲的钱就汇不来昆明。他先向我借钱，后来借得多了，纸都不写下，我干脆把记账的凭证撕掉，笑着对他说：借什么借！我供你读不就成了。

李克群后来又由同济调去北京清华任教授，我74年去北京，就去找李克群伯伯，和他相处半月之久，详情后表。

“同济大学毕业后我即回昆明。阿爹的意思是叫我接他的班。我蹲了一年的铺子，但我仍想当个学者。所以我去信给李克群，表示想走学术道路的思想。

“四六年同济搬回上海，李克群问系主任谢沧璃（后谢任教务主任），可不可以让韩子旺来同济教书？谢沧璃同意后，我就去上海同济大学理学院数学系任助教。

“当时全国的形势比较混乱，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打内战，想彻底消灭共产党，在国统区又拼命镇压老百姓。而对各省的头头又利用又排斥又颠覆。

“抗日战争结束（胜利）后，蒋介石派卢汉带兵去越南授降。卢汉带兵马外出后，蒋阶石又派杜聿明去半路上去阻去围。龙云打电报给给卢汉，叫他回昆，卢汉没有回来。所以龙云为此事恨死卢汉，以致解放后在北京，卢汉去看龙云，龙云怒而不见。当时杜聿明的兵马围住五华山，在全省都动手，在建水杜聿明的兵马是冲锋进城。

“龙云困在五华山，张冲摸上五华山，劝龙云抵着干。龙云犹豫不决。蒋介石又派宋子文来作保。张冲建议扣下宋子文。最后龙云还是随宋子文去南京。蒋介石封龙云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后来龙云买通美国飞虎队的人，搞了一架飞机私逃香港，树起反蒋的旗帜，故龙云才成为民主人士。

“当时龙云在云南是地方王，不买蒋介石的帐，宪兵在云南还得听龙云的，不合龙云的意还被收拾。这也是蒋介石恨龙云的原因之一。“龙云颇有点民主思想，云南在当时民主气氛较浓，正义报、观察报比较进步，民主周刊公开骂蒋，新华书店在昆明有分店，毛主席的文章，新华日报等在昆明都可见到。

“龙云被调南京后，蒋介石派李宗黄任云南代主席，关麟徽任军事的头头。这两个人照党杆子的那一套干，所以在云南引起了普遍的不满（李宗黄虽然是云南腾冲人，但他本人就是个名副其实的党杆子）。

“45年11月25日，以前有消息说卢汉将回昆明任主席，费孝通等教授主持时事报告会，发表讲演，评时事骂蒋，反对李（宗黄）关（麟徽）主滇。到12月1日，李宗黄、关麟徽就采取高压手段，在师范学院丢了几枚手榴弹，炸死4人。有一次，我和李光亮去听讲演，国民党的特务在演讲会时开枪，子弹穿越树叶的声音夹着迫击炮的响声，听众卧地听讲演，讲演讲者站立在草坪上讲演，当时这些形势对我来讲，可算是一种影响因素；另外我接触的同学都是一些比较正派进步的同学。如李光亮（解放后在北京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任研究员）、林育山（曾参加过一二一的参加者，我当时只是去听讲过，解放后任保山地委卫生局局长）、杨谨诚（后考入北京大学，后随南下服务团留在武汉，任27中学、63中学校长）、蔡铿远（云南民族学院教汉语）。46年，同济大学迁回上海，我亲自目睹了国民党政府官员的腐败，及老百姓生活在饥饿、失业的悲惨遭遇当中。这使我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当时我曾和李光亮、李克群约定，搞点钱出国去留学。后来李光亮对我讲：我无业可守，我要走了，我又和李克群讲，搞到钱后一齐去德国。便后来阿爹死后，我有钱支配了，结果地下党又把我请回来任昆明建水两地建民中学的校长。因那时我倾向革命并参加了地下党，又认为参加革命了，钱应该贡献给革命。后来88年我和妈妈去到北京李克群处时，还特别申明了这件事是我失言了。

“46年，闻一多、李公仆被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杀害，而建民中学校长刘宝煊（留日学生，后上山打游击，任反蒋自卫军第二纵队司令员）、教务主任方仲伯（延安抗大毕业，一二、一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后任边纵九支队副政委）二人也在国民暗杀的黑名单之内，地下党得知消息后，立即通知二人回避。先躲在澄江抚仙湖。建民中学由解得荣任过渡校长。

“后来方仲伯去四川，刘宝煊跑去香港，住在吴宪庭在香港顶的住处，地名叫香港皇后道中。

“我由昆明去上海同济时绕道香港，住就住在刘宝煊那里。刘宝煊曾经在昆明昆华中学、云瑞中学的物理老师，李佑宸教数学，他们都是昆明的名牌老师，所以刘宝煊又是我崇拜和尊敬的老师。我在香港住了两个星期，后刘宝煊又随我去上海同济，吃住都和我在一起。我和刘宝煊校长在当时我是有疑必问，刘校长是有问必答。我在上海时还参加过反饥饿、反迫害的示威游行，还读过共产党宣言、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的进步书籍，我已经向左倾转了，认识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蒋家王朝一定会失败。加上刘校长的解答、诱导，我明白了很多革命的道理，对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前途等等，刘校长都详细分析，讲解给我听。可以说：刘宝煊是我走向革命的引路人。当时刘宝煊校长和教务长方仲伯已在国民党特务要暗杀的黑名单中，他们二人离开了建民中学，躲到澄江后，由澄江的解得荣来当建民中学的校长，刘宝煊校长鉴于建民中学的困难局面，要我回昆明把领导建民中学的重担承担起来。我感到宝煊老师把生命攸关的秘密袒露给我，把这样重要的责任托付给我，这决不止是把我当作他可信赖的学生，而看成可以完全信赖的知己朋友和同志。我对宝煊校长的困难我理当倾心相助，对他托付的革命重任，我只有全力以赴。这时恰好收到父亲病重催我速归的急信。我趁回昆探望父亲病情，答应宝煊校长。回昆明后，一定倾全力把建民的重担肩负起来。

“我回昆明一看，建民中学处境确实非常困难，教师工资发不出去，学生食堂快要断炊了。由于建民中学在昆明学生运动中名气很大，国民党恨不得立即把它搞掉，先是威胁董事会，董事们纷纷登报辞职，在经济上搞垮建民中学，在政治上压迫建民中学，借口私立学校不得设立分校，不准昆明的建民中学继续办下去，另外派特务们去学校捣乱。所以，我回到昆明后，各方面的人都纷纷来拉我，叫我出任昆明、建水两地建民中学的校长，坚持住这块革命的阵地。

从郑伯克写的回忆录一书中，第369页“……我考虑建民中学是昆明学生运动中的一个堡垒，教师中的党员和进步分子占了绝大多数，学生中的‘民青’成员也很多，必须保住这块堡垒，打退敌人的进攻。……我还要孙仲宇同刘宝煊商量，为缓和气氛，由刘宝煊提议请爱国进步人士、在国民党眼里只是个贵公子的韩进之担任昆明和建水两所建民中学的校长。经过一系列的工作，国民党教育当局也同意韩进之当校长，校董们也继续支持学校办学，敌人的阴谋随之破产。”

难怪落实我父亲政策 时，见到有“被地下党请回云南，当上昆明建水两地建民中学校长……”时，不禁问道：这句话怎么可以这么说？落实政策的人解释道：这是郑伯克的原话，我们怎么敢乱说！

“我出任昆明建水两地建民中学校长也是费了点功夫的。当时范成书（昆明社会处长、地方法院的院长，是我的表叔）对我说：“阿妹，建民中学是共产党的大本营，你还是乖乖的回建水去任校长去，昆明的建民不要干了。我向范成书表叔表示：想见见省教育厅长王震，范成书即拿名片给我，还特别在下边注名“建水”二字，当时已称我为建民中学校长了，只是建水建民中学校长而已。因不合我的意思，我见到王震时只是口称：范处长介绍我来见王厅长。王震说：他接到电话了。王震又叫我把昆明、建水两地的建民中学都管起来。他还讲，建民看起来没有头他们也要闹下去，闹学潮是老师带着闹，你去以后，暗地里看看是那几个老师带头闹。他的意思是要干两地的校长，不过是要我当内奸。我回答他等我下去看看再讲。

“我去到兰龙潭昆明建民中学，学校里开座谈会欢迎我。会上党的同志只表示了一下欢迎。李雋昌老师大声呼叫：韩校长，来来来，我们把建民办成云南的北大。

“我认为建民中学是刘宝煊十多年才办成的学校，他现在不能干了，而我最有条件干，政治上我戴不上红帽子，家庭又有钱，阿爹又死了，万贯家财随我用；建民中学年青老师的热情又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有条件干而不干，我会对不起刘宝煊校长的。

“后业个旧资本家李振泽（建民的董事）对我讲：“先大人去逝，我认为你不会干了。”我回答说：“正因为父亲去逝了，所以我能干。”他的意思是阿爹死了，我要去接管家担，而我的意思是：阿爹活着我拿不到钱，如何干？阿爹死了，我才拿得到钱，才能去干（建民中学校长）。范成书的目的是让我回建水当建民中学的校长，以便让昆明的建民中学处于非法地位而被取缔，而范又通过我把建水的建民中学抓过来。王震的目的是他明明知道昆明的建民中学是个红色的学校，阻止是阻止不了的，他阴险地让我来当这个内奸，以便一网打尽建民的共产党人；而我即认为如果不在我有条件的情况下出任校长，将对不起辛苦十多年创立建民中学又是我所尊敬、崇拜、爱戴的刘宝煊校长，我还将是建民中学垮台的掘坟人！如果我只干建水的建民，那昆明的建民中学也将垮台。我即决定要干就昆明、建水两地的建民中学都要干。我又利用王震要我出面干这一点，回答了范成书。后来范成书责备我说：“叫你不要干（昆明建民中学）你为什么还要干？”我讲：“是王厅长要我干的。”我于47年9月决定干，下建水发丧回昆后即正式出任昆明建水两地建民中学的校长了。

“出任校长后，我发现老师廖兴伦、田新民、何丙文（即现在的何以中）等能吃苦耐劳，正正派派、责任心又强，他们的这些优点使我很乐于和他们共事。我更坚定了干革命的信念。后来刘宝煊、方仲伯回昆明后，我即向他们提出了想参加组织的要求。我出任校长后，虽然发现老师们的倾向，但由于人生，不好向他们提出什么样的要求。所以等刘、方二人回昆后，我才向他二人提出想参加组织的要求。

“组织上派陈盛年来领导我，陈盛年和我是单线联系。陈盛年是昆明市工委的书记，他当年姓“罗”，只晓得他叫“罗”，我对“罗”讲：如果有事向组织汇报的，我如何向“罗”联系？“罗”讲：可向建民的老师廖兴伦汇报。当时只是“罗”来找我，我却不知道“罗”住在什么地方。所以我对廖兴伦就向尊敬领导一样，我把校长的图章交廖兴伦拿着，所以建民中学实质上是党在领导着。

“后来复查我历史上的问题，定我是47年参加革命的，这一点是公正的。陈盛年当时是第一个称我是“同志”的人。当时我非常激动和愉快的。

“由于市面上物价不稳定，所以收得的学费折成棉纱价，存入源济昌，发教师的工资就以棉纱价发。昆明的建民中学，收到学费还不足一半的开支，都由我补足亏空的部分，建水的建民中学，设了一个校务主任，由共产党员郑永泰负责。经济来源是以募捐的形式收得的，我不管他们如何开支，不敷数也由源济昌补足，要多少取多少，我从来不过问。建水建民中学的老师，解放后都是地委县委一级的干部。郑永泰解放初期是在蒙自地委。

“49年10月，建水的建民中学要关门，老师们要走，但学校钱已用完，无钱发给要走的老师们。打电报上昆，经理周介臣问要多少？建水说需五千半开。周介臣请示我后好汇下建水五千半开。这是个整数，所以我还记得有些事。

“当时对付国民党方面，我是采取下列手段：

第一，我尽量避免碰到王震，确实避不开时，我还是去见他的，因为他是教育厅长。王震问我：怎么样？给发现那些老师有问题？我就推说时间短，一时看不出来，不能教书教得好的都是共产党？！对他敷衍打马虎；第二，我回答王震讲，我完全换成我的人来负责了。如解得文（民主同盟的成员），我换成林育山（共产党员），训育主任由何以中换成李金民，李金民是个老好人，何以中是共产党员，而训育主任是最招风的，把何以中掩护下来，事务主任董树荃换成李康源（云大经济系毕业）。这样，表面上应付了教育厅长王震，实际上是按党的意图办事。我这个校长，共产党认为我是按党的意图办事的人，而国民党也认为我是他们的人。因我是范成书的侄儿，是他推荐的，教育厅长视为心腹。

“我去伪省教育厅找王震，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探听一下是否有对学校老师不利的情况。我刚到建民中学时，教育厅来文。追究何以中、张新丙老师。当时此二人尚在建民中学。我赶紧告诉他二人。他二人走后，我回文给教育厅说此二人早已离开学校了。后来这件事我都忘记了，是何以中提起来我才回忆起来。建民中学的老师一有危险，我就设法赶紧把他送走。想进建民中学的人很多，一要信得过，二要有熟人介绍。如果有（特务）坏人来学校，不需多长的时间是都被诸位老师轰跑了。

“那是香港派来一位地下党住在玉溪14号我们家。到这位香港来的地下党要回香港时，很客气邀请胖奶奶和妈妈去香港。胖奶奶和妈妈就跟这位香港来的地下党去香港了，到香港后还为他们找到旅馆等，后又乘飞机去上海，还拍电报叫我去接他们。你（指我）当时留在昆明，由“陆伯伯”领你。这位“陆伯伯”的真名叫杨江，是从东江纵队调来云南加强武装斗争的。杨江后来任边纵三纵队的司令员。

“后来攻击我说带着母亲、老婆、孩子去香港游玩。其实我就在上海，那时也没有游玩的头脑，要玩，我不该去北京玩去，何必去上海？上海也没有什么玩场。她们去香港、上海这件事我根本不知道。事后还替他们担心，如果碰到坏人，搞上绑票又怎么办？！

“那次从上海买回几千本书带回来。学校一套，我本人一套。学校没有参考学习的书籍怎么行？

“回昆后，就闹学生运动（即七·一五）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反饥饿要饭吃，反迫害要自由，反内战是要和平。为了集中起学生们，就在云大会泽院（红卫楼）集合。后来警察包围起来，一层楼一层楼的进攻，最后从楼顶上把学生全部抓下来关起来。这就是七·一五学运。随后就是设法营救。动员社会贤达搞签名运动。对国民党施加压力。我参加的那一团是白晓慧、苏鸿刚（求学中学校长）为主的。认识李勃生也就那一次，李勃生是家长代表。

“那一段时间，玉溪街我们家基本上已经成了地下党集中、住宿的地方。郑伯克组织开会，也是在玉溪街，可以说玉溪街14号是地下党的中转站。

“何以中、胡宗礼就是这一次学潮中被捕的，段亚华在求学中学被捕，段是建民中学的老师，我写信去设法营救，信还是了陈盛年修改的。记得我写的信口气客气一些，陈盛年修改的是“误捕”。信云：“我校老师段亚华，在校如何如何，因有事进城借宿求学中学，被贵部误捕入狱，请查明释放！”另还送了几根金条贿赂当官的。后为特务头子稽查处长阮根生见到我，还对我讲：“你们很不客气呀！”双方心照不宣笑笑完事。段亚华被捕后小产，特务怕死在狱中，就顺水推舟通知我。我雇一张黄包车把她拉回玉溪街。段亚华因小产后身体虚弱，我还杀鸡等补品给她吃，等段亚华身体恢复后，她就按组织的分配下乡去打游击了。

“我那时是专门做保人。要铺保就盖源济昌的章，多数是以建民中学校长的名誉去保人。那时被抓去建民中学十多个学生，连他们的父母都不敢去做保。这十多个学生都是我保出来的。凡是地下党叫保的，我都保出来了。包括何以中、胡宗礼两位老师在内，保出来后，我又把何以中、胡宗礼接来玉溪街住了一段时间。等风头过了，才让二位老师返回学校。

“有一次我刚进城回家，建民来了一个工人，骑得满头大汗，告诉我：警备司令部开着一张车去建民中学（在兰龙潭，离城约七八公里），扬言要找校长。我们说校长不在。他们任性开车进学校转了一圈又开车走了。我听了此消息后心里还紧张了一阵，难道我有什么毛病让他们抓着了？为什么他们会来？我怎么办？左思右想后，决定主动去找他们！！我换了西装打上领带，顾了一张黄包车乘着，直接去找警备司令部。到司令部后，卫兵问我找哪个？我讲找总司令。卫兵请我进去后，电话也就打进去了。后来电话来问：我是哪个？我讲：建民中学校长韩进之。问他是谁？他讲是阮根生。他问我有哪样事？我一听此话，心里放心了一大截。我讲司令部有车开进学校找我，不知有什么事？他才讲：“可能是叫你来开会。原来是警备司令部召集各中学校长开会，叫动员学生回家。目的是让各学校管好学生，不准再闹事。顺便摸一下学生运动的情况，瓦解学生运动。阮根生解放前逃到香港，娶了一个相当有钱的老婆。“七·一五”学生运动，郑伯克在他的回忆录中有相当大的篇幅作介绍。

“当时玉溪街我们家已经成了地下党的联络点，也可算作交通站。带你玩的那个陆伯伯是个司令官，他的真名叫杨江，是边纵三支队的, 政委、司令员，罗盘区的头。解放初期任文山地委书记。

黄敬涵也是一个，解放后是玉溪军分区司令员。还有一个老倌，带着一个红小鬼，我问郑伯克他是干什么的？郑讲是广西省委的，也在玉溪街住过，建民中学来住的学生老师，边纵八、九、十支队的人员都来玉溪街住过；还有香港来的那个地下党，也在玉溪街住了一段时间；何以中、廖兴伦当时也住在玉溪街我们家。廖兴伦是建民老师、地下党的负责人，后来是边纵八支队的政委，49年牺牲，被追认为烈士。何以中现在云南工学院的副院长，还有很多建民的老师结婚也在玉溪街结。胖奶奶道：宁给人停丧，也不给人成双。如潘凡结婚，刘宝云（后任省农垦局办公室主任）结婚都在玉溪街；另外建民师生上山打游击都从我们家拿行李、旅费和证明；买药品及必需品也都把我们家作为一个采购、转运站。因为我们家一直未被国民党发现。昆明另外还有李勃生家，潘守云两家也属于这类家庭——当然这是解放后才知道的。

“建民中学一直到48年7月15日被国民党查封，一直都没有被国民党发现，查封学校的原因是反对政府闹学运，以此借口办不成了。王震对我讲过：“看来昆明无法办下去了，你还是回建水去吧！”。

“王震也不算血腥镇压的那种类型。49年10月5日建水的建民中学也被查封了。查封的结果是把这些师生赶上山去打游击。而那时，师生们早已组织好了。我为这些上山打游击的师生开证明发路费；学生们不去打游击要回家的，我也给他们发回家的路费，还追加一些安置费。

“纵观我当上昆明建水两地建民的校长，校务是由廖兴伦抓，他是共产党员，建民中学查封后，在玉街小住了一段时间，我把他送到个旧，由个旧地下党又把他送去边纵当八支队的政委；而学校具体工作由钱渭川干，钱是20年代的老党员，解放后是昆华医院的院长，后又是卫生学校的校长，他原在上海干地下党，后遭到破坏，在街上碰到我，我告诉他不能再回去了。就这样他就南下来到昆明。钱渭川为人正派，建民中学被国民党查封后，他上山去打游击，任元江县县长，元江一带是边纵十支队的活动范围。钱渭川患得有肺结核，但病情较轻，他去元江时，我送他一些医肺结核的药给他，他非常感激。解放后还一再向我表示感谢。而何以中因登报事被国民党抓掉，我赶紧把廖兴伦送进昆华医院住院（躲起来），何以中被国民党折磨没有什么收获，我就把他保证出来；廖兴伦后来去楚雄打游击，任八支队政委，因患肺结核，条件又艰苦，结果是病累而死，后被追认为烈士。

“我当上建民中学校长，但这块红色根据地实际完全掌握在地下党的手中。在外交上做了一些工作，在经济上则给予完全的支持。我也在这块红色根据地里边受到教育。建民中学的这些老师（都是地下党员）们的模范作为，也给我极大的感染。

“七·一五以后，郑伯克告诉我说：可以加入共产党了。就这样，我先是陈盛年直接和我的联系的人，后又是郑伯克省工委书记又直接来向我布置任务。入党时我填写入党介绍人是孙仲宇、袁用之。后来陈盛年还抱怨我说：你的入党介绍人是我和袁用之，你怎么会填成孙仲宇呢？

刘朝钧（建民学生）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建民中学的第一功臣是刘宝煊，第二功臣是方仲伯，第三功臣是韩进之。文中介绍了韩校长和刘宝煊的关系。闻一多、李公仆被国民党暗杀以后，刘宝煊、方仲伯也在国民党暗杀名单里，地下党通知刘、方二人离开了建民中学，后来刘宝煊向郑伯克反映并推荐了韩进之，郑伯克要孙仲宇同刘宝煊商量，为缓和气氛，由刘宝煊提议请爱国进步人士、在国民党眼里只是个贵公子的韩进之出任昆明和建水两所建民中学的校长，经过一系列的工作，国民党教育当局也同意韩进之当校长，校董们也继续支持学校办学，敌人的阴谋随之破产（郑伯克回忆录，369页）。

“后来玉溪街13、14、15号即变成了地下党的交通站，郑伯克在“白区工作的回顾与探讨”一书中，多次提到在玉溪街仓库开会及派遣和接送人员都叫他们到玉溪街找韩进之云云。因为我父亲名誉上是建中学校长，又是源济昌商号的少东家，直到解放，这个地下党的交通站一直未被国民党当局发现。

刘朝钧在他的文章中被样写道“韩进之任建民校长后，在地下党的领导下，解决了建民中学政治上、经济上的困难，他是继刘宝煊、方仲伯的第三功臣。

“韩进之在经济上不仅支援建民中学，他对地下党及边纵也大力支援，计：云南地下党省委书记郑伯克急需钱用时，拿出大锡十吨，建水地下县委统战部长刘朝义大锡2吨，个旧地下县委书记苏子敬大锡1吨，边纵中支队政委岳世华大锡4吨……、滇南地下党在个旧开办锡矿合作社需要资金，他拿出半开8000元。1949年10月5日，建水建民中学被国民党勒令停办，老师限期离校，韩进之叫建水源济昌拿出半开2000元作离校疏散经费。1948年2月，刘宝煊从香港潜回昆明住在工人新村一农民家，韩进之骑着自行车送来供刘宝煊吃、用的东西。我是刘宝煊的交通员，有一次田金铭来，刘宝煊写了一个交刘朝钧五十的条子，叫我送到昆明玉溪街韩进之家中，交给韩。韩进之即拿出国币五十万元带回交刘宝煊转田金铭，又一次廖必均来，刘宝煊又写了一个新刘朝钧的二百的条子送交韩进之，韩即拿出国币二百万元交带回转交廖必均。

“1948年3月，刘宝煊离开昆明去边纵游击队，韩进之送给刘宝煊一件皮大衣、一双美国造的皮鞋，一支十三拉手枪。刘宝煊妻子彭玉仙带着四个女儿住在个旧，韩进之每月派人送去半开五十块作为她母女的生活费。

“已到边纵八支队的胡宗礼老师，因病秘密回昆治疗，韩进之把胡安排在他家中。

“大商行源济昌，已从大资产变成了小资产。建水源济昌，被国民党军队抄家后送闭。源济昌的少老板韩进之，于1949年10月5日，由地下党省工委书记郑伯克监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 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

“1948年6月，昆明轰轰烈烈的“反美抗日”爱国民主运动，韩校长把自己置身运动之中，积极支援运动，主动地买纸张、毛笔及墨汁、油墨送进建民中学罢课委员会办公室，供写标语、口号及宣传材料用。将自己新买的单车交罢课委员会联络部长张传奇使用。在运动中，一些师生遭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他与一些社会贤达、学生家长联合签名登报呼吁，营救被捕师生。建民中学地下党员段亚华，被国民党宪兵13团攻打求实中学时被捕，韩进之通过内线调查，知道敌人里名单上仅有段亚华的名字，他马上出面去敌伪警备司令部，信经陈盛年修改，说我建民中学教师段亚华，因事进城借住求实中学，被贵部误捕，请以查明释放。这时段亚华小产，敌警备司令部通知韩去保释，韩去将段保释出狱。雇人力车接到玉溪街家中调养，康复后送到边纵。昆明学生运动轰轰烈烈，韩进之考虑到昆明建民中学地下党领导人廖新伦、何秉文住在学校不安全，把他们二人接来住在他的家中。何秉文去复兴晚报刊登营救被捕师生呼吁书被捕，他马上将廖新伦转移到一所医院隐蔽。1948年“七·一五”事件时，国民党反动派逮捕集中在云大、南箐中学的大批师生，韩进之与长城中学校长刘春生，不顾个人安危，主动去与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云大附中校长杨春洲、求实中学校长苏鸿纲、联合各界民主人士，共同呼吁声援学生，在社会强大舆论的压下力，反动政府作了让步。准许十五岁以下学生由家长领回，严加管束，使这批学生免受监狱之苦。有些学生家长不在昆明，韩以校长身份领回，有的学生没有钱，韩还给回家路费。

“昆明建民中学、云大附中被国民党停办解散，韩进之、杨春洲两位校长忧心忡忡，考虑学生失学的厄运，把一些学生安排到建水建民中学继续读书。

“我1948年12月，被国民党特刑庭监狱无罪开释出狱，我到韩进之家，韩说：“我们临安人硬，叫我住在他家，马上拿钱给我去理发洗澡。住了几天，给我路费，执昆明源济昌商行职员证明，托熟人邹承庆把我带到建水。”

就是这个刘朝钧，在1966年来看我父亲，因父亲去宣威找我妈去了。他给我还聊起在解放前，建民中学（昆明）有十几个学生，家中没钱读不起书了，这十几个学生即将退学时，你爸爸知道了，就下令留下这十几个学生，由他供养，使这十几个学生完成学业。建民中学被查封后，这些同学，在韩校长的资助下，有的同学参加到边纵里，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

临解放前，卢汉成立“云南省临时军政委员会”，由大军党委派的刘华、毛甦生、苏方、郑伯克（地方党）委派李勃生、韩进之、王振凡，一共六个人，组成财务处接管云南省的财金大权，韩进之任财务处副处长。云南省解放后，韩任省财委会副秘书长。

刘元华（刘宝煊侄女，建民中学学生，省农垦局办公室主任），也写了一篇文章，文中介绍了刘宝煊和韩进之的关系，最后应刘宝煊的邀请，出来任第三任建民中学（昆明、建水两地）校长。

文中这样介绍道：“韩校长顾全大局，舍去上海同济大学助教工作，于同年8月，担负起了昆明建水两地的建民中学校长职务。

“韩校长有才学，有远见，乐观豁达，宽容大度，尽责尽职，到任后，尽其所能，群策群力，顶着困难和压力，支撑着建民的发展。1947年，我在昆明建民工作，负责学校财务是我和高一班的王惠，当时，昆明建民规模较大，每月教职工薪津、学校管理费、修缮费、活动费等等需要很大一笔开支，有时，王惠带着经费预算到韩校长家取钱，我经常陪她同去，向韩校长汇报时，他极为热情慷慨，很少细听细问，就急于把自己商号管帐先生喊来，当我们的面交代说：‘她们是建民中学的来拿钱，要多少给多少，你带他们去办理！’就这样，建民中学的费用处处有了着落，各方面的荼全面运转了起来，建民在斗争中前进发展。

“韩校长在工作中的卓越领导，深受师生的尊敬和爱戴，地下党组织也极其重视，并得中共省、市工委主要领导郑伯克、陈盛年亲自介绍，先加入‘民青’和党组织。他的工作任务更加繁重，他也是更加负责，更加投入。从经济上讲，韩校长不仅全力支撑着建民中学，而且对地下党、边纵、困难师生、亲朋好友都慷慨解囊，热情资助，不管数目大小，都一心为革命，无所顾忌，而且手续极其简单：一张条子，一个电话，一封信……还有很多时候是由地下党同志亲口授，均如数办理，有时数量较大，银元携带不便，就用三轮车运送。‘财源滚滚’支付如流，不计其数，使得韩家商号老管家不尽感叹的说：‘少东家理财，把家底都理光了’。韩进之自己连个银元的影子也没有留下。

“建民这块革命阵地，在学生运动中是一支坚强的中坚力量，成为反动派的眼中钉，称‘建民是共产党的大本营’。昆明爱国民主运动又掀高潮，在1948年‘七·一五’爱国民主运动中，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大批师生被捕，两天后，建民被‘查封’，一片白色恐怖笼罩在春城。韩校长对自己的学校遭此厄运，心急如焚，东奔西走，设法营救被捕师生，并将出狱生病的同志接到家中调养，还有一部分困难师生往返食宿在韩校长家，经过联系和安排，他们拿着韩校长送的路费，先后走了，有的回建水民继续上学，有的奔向武装斗争，参加‘边纵’，有的留在昆明坚持地下党的竞争，有的换过地方继续学习、战争。

“1949年，韩校长又添新任务，忙于接待‘远方的来客’，负责食宿和安全，这是地下党交给的任务。韩校长极为重视，处处亲自过问，细心安排，还经常在家陪伴。来者都装成商人作掩护，有的三、五天，有的十天半月，有的往返多月。韩进之的家（玉溪街14号）很像个‘联络点’、‘接待站’，省内省外，来的次数多，有人议论，‘韩家生意兴隆，人来人往，好热闹’。多少人次说不清，地下党联系有‘代号’，我知道的有主要领导杨江（从东江纵队过来，任边纵三纵队政委、司令员）、杨明（        ）、罗培元（广州政协主席，广东省委统战科长）等同志。有一次来的同志还带有一个小孩子，好像是他的孙子 ，我是组织安排曾经去联系过两次（每次一人）他们都住在韩家二楼一间宽敝明亮的屋里，中年男子说着两广口音很重的普通话，说是广西那边来的地下党同志，很感慨地说：‘这位老韩同志非常热情豪爽，住在这里就像自己家一样，清静安全，生活知很方便，很感谢他’。其中一个还要我带他去逛街，想‘看看昆明的市容’，又顺便在广东餐包吃了顿饭。

“1949年10月，建水建民中学被国民党反动派勒令解散，学校教员职工和转移下乡的困难学生，都得到韩校长政治上的关心和遣散费，路费等经济上的资助。

“建民历经十一年，在苦难中诞生，在战斗中成长，锻炼出一批批革命干部和建设人才，在革命斗争中，在祖国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奉献出青春活力，为人民作出了贡献。

“1949年，在昆明‘九·九’事件中，我因地下党员身份暴露，要随组织转移到玉溪地区农村工作，临行前，我抽空去韩校长夫妇辞行告别，他随即拿出50块半开（银元），并亲切的连声说‘拿去，拿去，到新地方，遇到问题办事方便些！’这对我将要走向远方是一个极大的支持、鼓励和关怀，我深受感动，表示由衷的谢意！”

由肖友执笔，以建民校友名誉“二位老校长”一文中曾介绍道：“韩进之担任建民校长后，就邀请远在北京的林毓杉，回昆明来当建民中学的教务主任，他按党组织的指示，打道回滇到校任职。昆明建民中学1948年‘七·一五’后的第二天被查封，林毓杉按韩校长的指示处理善后事宜，是最后一个离开建民的老师。之后他就到韩进之的源济昌商号坐阵来了。郑伯克到玉溪街来，在他面前举起一个指头，说一声“one”，是代表一百半开（银元），举三个指头，就是三百块半开。郑伯克兜一圈回来，回顾四周无人，就安全地把钱袋子提走了。韩进之当时是省工委的‘财神爷’之一。

“1951年，韩进之参加党校学习，受到很客气的‘劝退’，他说，既是‘劝退’，我坚决不退。答复是：再等你一年。不到一年，劝退上升为开除。戴上贪污份子的帽子。为两地建民，为革命事业倾倒出百万美金家产的人，竞是贪污份子，岂非咄咄怪事”。

昆明临解放前，大军党委派刘华、毛甦生、苏方三位，郑伯克委派李勃生、韩进之、王振帆，这六人组成财金领导小组，韩进之任副处长；负责接管全云南的财金工作；大军进城后，卢汉召开了欢迎大会，会上卢汉传递交象征权利机构的文书交给陈庚，当中传递这文书就是我父亲。

云南解放后，随即开展土改坛，我父亲任省委土改工作队的总秘书，随后就调去党校学习。

四、我父亲挨整的情况

解放初，在党校期间，原建水县的一位副书记，把我父亲的成份定为资产阶级兼地主。我父亲申辩到：“我已把我父亲的万贯家当贡献给革命了。”这位宁左勿右的白大人说：“你已经享受着了，你去上海，不是乘飞机去的吗？”。其实，划分阶级成分的小册到处都可以找到，定成份最主要的一条是：你怎么支配收入的财产，是自己享受，还是？。昆明到上海，那时没有公路也没有铁路，要绕道先去越南，然后乘船去上海，还有就是乘飞机。万贯家当的少东家，去上海同济大学任助教，不乘飞机去那才是不可思议的事。我父亲贡献给革命的1100两金子，比起这一两张飞机票算个什么？后来任四川省政协的蒋××，被国民党迫害，解得文（任建民中学老师）叫我父亲援助一下，父亲也买了飞机票给他飞回去，他也“享受”着了呀？！后来任广州市的政协主席，广东省的统战部长的罗培源，送情报来昆，住玉溪街14号，得到很周到的款待，临走时我父亲也买了一张飞机票让他飞回广州去，那他也“享受”着了？！上述数不清党内人士，来到玉溪街14号，我父亲热情款待，送走时也资助车旅费，他们也都“享受”着了！支援给省工委书记郑伯克10根大锡，支援给边纵三纵队岳世华司令四顿大锡……等，他们都“享受”着了，这又怎么算？！。

共产党当中，有不少资本家、地主家庭出去的分子，因为追求真理，追求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贪污、腐败的社会，我父亲就属于这一类人士。正如郑伯克回忆录中写道的：“韩进之属于爱国进步人士，因而背叛家庭，走向革命参加共产党，海陆丰的澎湃，他家也是当地的大地主，可他信仰共产主义，拿出田来分给农民，澎湃还是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呢！这位白大人是建水县的副书记，我们家的情况他是完全清楚的。可他为了表白他“立场坚定”，硬是把我父亲的成份定成资本家兼地主。害了我父亲的后半生（解放前，我父亲才28岁），也株连了他的老婆及五个子女！！！

解放后，我父亲还是省财委会的副秘书长，但日子就没安宁过，三反时先把我父亲定为贪污分子，我父亲申辩道：我父亲的1100两黄金我都贡献给革命了，我哪里会要这点钱！你们说我贪污十万银元，这十万银元是人送来的，当时我们家住在正义路螃蟹巷3年，是省财委的宿舍，应该被人看见；如果从银行转账，应该有转账的根据。后来站不住脚，不去追查贪污的事了，但因退赃，把我母亲嫁装都退掉了。却又安一顶“泄露国家机密”的帽子给我父亲戴。你原来是教书的，就调出省府机关，调到一工校当老师去。当时有一位明白人说道：这是权利再分配，不把你整出省财委会，别人怎么办？后来据省财委会的人介绍：宋任穷后来责备毛甦生说，照你这样搞法，你相不相信，我让你贪污两个亿！因为省财委所搞出的贪污分子，一个也没有贪污！全是冤枉的。据说宋任穷还向原财委会的人当面道歉过。

到57年，反右运动来了，我父亲又被内部定为极右分子。据纳校长在改正右派后对我父亲说的：你是孙仲宇校长点名的内定的极右派分子。

孙仲宇是郑伯克委派来做我父亲出任建民中学校长的人，我爷爷在南屏街盖了一大幢房子，解放前就无偿借给孙仲宇使用，当时孙仲宇是康宁书店的负责人，这是地下党的窝子。

解放后，在西山党校学习期间，我父亲提了孙仲宇一个意见：“楚途南到专州县打游击，你在昆明就把他老婆拼上了，你这么做太缺德了。”

我想，孙仲宇是在公报私仇。大鸣大放，我父亲既没有“鸣”，也没有“放”，收集到的右派言论是：（一）五六年，苏联赫鲁晓夫把斯大林否掉了，我父亲说：那么，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心将转来北京了。（二）提出建立老教师制度，协助党委领导学校。这些话是在反右前讲的。第一条符合“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第二条是“妄图取消党委的领导，是教授制校制的翻版”。一工校在一番批斗我父亲后，还在云南日报刊登了一版他的右派言论，及印制了一本一工校三个右派的小册子。书中大量的是我父亲说这个人不行，那个没有水平之类的口水话，这不属于反右的言论。就在58年头，大年三十的这一天，把我父亲逮了送进大板桥教养所，之后又转到安宁，海口，四营煤矿等地方。教养了三年后摘掉右派帽子，放回昆明伺候我瘦奶奶。四处打临工，在过禽蛋仓库，最后到铁路局建筑段当一名临时工伴砂灰。在文化大革命中，批斗一通后，把我父亲遣送到建水岔科，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

我父亲又不是铁路局建筑段的正式职工，建筑段凭什么把我父亲当建筑段的名额遣送到建水岔科？（属于苦寒山区，极为贫穷）。那个年代，全部乱干，什么法律？什么政策都不讲？！

到此，我父亲可以说倒霉透顶了。但是“祸矣福所依”，苍天可说是公平的。据我父亲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曾感慨地说道：“表面现象，我是整下（遣送）农村，被贫下中农监督改造，其实，岔科的农民才没把我看成监督改造对象，说我是有那么大的功劳，怎么也会整下来？！”

在我父亲遣送到建水时，就有人（建民中学的学生）来对当时建水县的书记向东升说：“老校长下放来水了，你好好照顾一下。”（向东升也是建民中学的学生）但向东升也属于宁左勿右那种类型的人，他哪敢立场不坚定呢？！

岔科离建水县城60公里，不通汽车，只有供马车通行的便道。马车公司的经理见建筑段在送我父亲的人对我父亲“很不客气”，于是他亲自赶马车，把我父亲送到岔科后，吃红薯还要他俩交全国粮票。后又推说，有事不走了，让这两个押送的人走回建水去，60公里的山路，让这两人尝到了喊不出来的苦头，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原来这位马车公司的经理，知道我父亲把万贯家当全部贡献给革命的事，很为我父亲打抱不平呢！

岔科是“区”，我父亲被岔科区上分配到一个叫“阿朋”山头上的村子，那时叫生产队。岔科阿朋比较落后，根本没有大学生，我父亲到阿朋后，简直是给岔科阿朋送去一位大知识分子。生产队就安排我父亲当记分员。由于我父亲是同济大学数学系毕业，又在同济大学当过助教的人，后来很多生产队算算记记的事全交给他了。在城里头也抬不起来，样样被歧视的眼光，做法全没有了。在岔科阿朋，我父亲过了几年清清静静的农村生活。第二年，我母亲及我弟弟（未成年）也被下放到阿朋，算是半家人“背时大团圆”了。

按我妈妈的要求，我和三个妹妹凑钱买了一台蜜蜂牌的缝纫机给我妈妈。她们三个人是出30元，我是大儿子，剩下的我兜着，当时蜜蜂牌缝纫机是最好的，货价180多元钱。妈妈人又胖，走山坡路也不行，胆子又小，但她会踩机器，会裁衣服，她就帮阿朋的农民裁裁剪剪，做点衣服裤子什么的。阿朋的农民太穷，就拿农产品来抵工钱，或送点淹菜之类的物品来给我父母家；我弟弟那时才10多岁，拣柴火等杂事就由小弟来完成。我记得有一次我母亲给我弟弟挑扎进脚底的刺，足足挑出49棵刺。我母亲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挑着刺。后来我弟弟稍为长大一点，我就叫我弟弟上昆明来，跟着我学木工，在炮兵司令部、炮四师，省医药公司，还帮私人做家具，后来我要回单位了，才让我弟弟回去。但离收 下放人员也不远了。随后我弟弟也随着我母亲回宣威二级站（民间叫“小马跟娘走”）。我弟弟的木工技术，在宣威算第一把斧子呢！

我父亲还讲过他巧断案的故事给我讲：“阿朋的一个农民委托另一个去赶街的农民带几个鸡蛋去卖。鸡蛋卖了，但拿钱给这个农民时，争论却出现了，拿鸡蛋这个农民的说：我拿十个鸡蛋给你，你怎么只拿七个鸡蛋的钱给我呢？帮卖鸡蛋的农民连连喊冤，你只拿了七个鸡蛋给我，怎么现在就变成了十个鸡蛋了？！争吵声引得同村的人来围观，大家都莫辩是非，因为两个人都是老实人。后来我父亲也去旁听。听完后，我父亲想了想，就问拿鸡蛋这个农民：你拿鸡蛋给他时，你是怎么拿十个鸡蛋给他的？这个农民说：我这只手拿了3个，另一个手拿着4个，加起来不就是十个！围观的村民听完这话后大笑起来，这个案子就这么破解了。

阿朋的农民就是这么纯善、老实，老实到无知愚蠢的地步！三个四个到分清了，加起来等于几个就犯糊涂了。

我父亲在农村时，天刚亮就起来，去村子里掏粪去，苦刺花开花时，去麻苦刺花来做肥料，解手都要回来屙进他们厕所里，凡是能做肥料的东西都收集起来。所以，分给他的自留地是最贪脊的，经过几年的打理，都奕成了最肥最好的地了，他的自留地种的农作物都是最好的。由于是苦寒山区，栽出来了也无人来买。二三十公分粗大的洋花菜，也只能砍了去喂猪。

我父亲从送劳动教养算起，先去大板桥园艺场，后去安宁，再换去海口三家村打石头，放回来后去禽蛋公司，后又分去建筑段拌砂灰，到后来的压送下农村当农民，都是干体力劳动，都是生活在山清水秀的山头上，或者绿树成阴的地方，身体得到锻炼，原来串的肺结核、胃下垂等的疾病，不医就全好了。我和父亲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也讲出我的看法，食腐动物为什么吃腐败的食物不会得病，一来是饥饿，二来是它们的身体已经有了适应能力；象蜂蜜为什么可以医病？因为蜜蜂酿蜜是用咀，蜜蜂身上的抗体就由蜜蜂的咀里传出带在蜂蜜里了。动物身上，有很多东西可以治病呢？

后来我母亲被单位收回，我弟弟地随着我母亲回到宣威。只剩下我父亲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我父亲对我讲过：因为一个人生活，样样事都要自己动手，有一天，到地里干活多干了一阵，回家赶紧生火做饭，肚子里饿得咕咕直叫，碗柜只有一碗头天吃剩糯米饭，也顾不得是个老胃病了，吃了一咀，还在饥饿难耐，又吃了一咀，直到把那一碗吃光了，才后悔自己的鲁莽，心想这回胃肯定受不了了，后来居然没事！

有一年，我刚刚睡着，忽然听见门被打开了，我赶紧掀开被窝爬起来，见是我父亲，脸红通通的，喘着粗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忙把我父亲抱出门外叫他站好，我把单车抬出门去，关好门，用单车把我父亲推到医院。医生让住院，透视下来说得了肺炎。

第二天我打了一个电报给我母亲，随即我母亲就来昆明。医了一个星期，父亲出院后又下去岔科阿朋去了。

这件事对我的震动很大。我就给父亲写了一信，信的内容大致是：这一次很危险，还算爸爸还能走40几公里的山路走到开远巡检司，坐上火车赶到昆明。如果不是肺炎，而是盲肠穿孔或略胃穿孔，恐怕我们就无力了。想看看遗容都难了。不是一个50多岁的老人吗，我叫我父亲变卖家当，上昆明混下去算了。

我父亲接到这封信后，大儿子既然这么说，果然变卖了家当，上昆明来了。和我住在一起。那时我已结婚，爱人是水库上的，平时也不在家，一个月才上来一次。她上来时，我父亲就四处打游击，这家住一天，那家住一天。可是麻烦也来了，是来自居民老奶方面的，居民主委见我父亲天天出出进进，就对我说：“你这个右派父亲为什么蹲在昆明？！不去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我告诉主委：我父亲的右派份子早就摘帽了，摘了帽子还能算右派吗？但是，那些年头这些鸡皮老奶是得罪不起的。我只有把我父亲藏到工地上去。二农场工地，勘探公司机修车间，李孝先富民建筑队的工地上都藏过。

后来，我大妹妹家搭了一个隔楼，安上一张腰都伸不直的床，这种四处打游击的生活才告结束。因为大妹妹住单位的集体宿舍，我大妹妹是党员，同事们们也不管这种闲事，还当同事的父亲来尊敬呢！伙食就在大妹处吃，三个妹妹一人出5元，我出10元，作为父亲的伙食费。

到后来还去过海口中学教书，这个中学的校长对我父亲很是尊敬，叫我父亲别再四处打临工了，就在海口中学当代课老师。

那时，我父亲虽然靠子女养活，但他还存侧隐之心：有一个叫何文贵的难兄难弟（也划成右派），叫我父亲去干活，他承包到一个小工程。我父亲是义务帮忙。我后来问及此事，他说道：何文贵讨了一个农民，刚生下一个儿子，他也困难啊！他就不想想：他都靠大儿子养着了（中午饭他都从家里带去），那时我已生得有一男一女了。别人他都有侧隐之心，他就不想想我这个大儿子怎么办！

四人帮倒台后，政策越来越好转了。那时他又去广南我二妹妹处，我赶紧写信催他回来，他由于是铁路局建筑段遣送下农村的，所以他先回建筑段，铁路局知道他是同济大学毕业的，就安排他去铁路中学教书。没过多久，改正右派的政策下来了，说反右斗争扩大化，我父亲又被云南工学院收了回去。先是安了个教材科长，后又安了一个教学科长。再后来又安一个财务处长。最后在财务处离休。

这时我又劝我父亲：申诉52年被错处理的事。让整我们的人看看，我们是黑的还是红的。这时的形势更好了。杨江（边纵九纵队的司令员兼政委，他原是东江纵队的人，调到云南来加强武装力量，在玉溪街住了一段时间，每天带着我玩，大人叫我叫他陆伯伯，我那时只有五六岁）来云南写党史边纵史，一到昆明就来看我父亲，当他见我父亲的政策还没落实，他就给安平生（云南省委书记，他是从广西调过来，杨江也是广西师范学院党组书记）写去一信，大意是说：我们这些老骨头，当年如果没有象韩子旺这样热血青年的照顾，那后果是怎么样还未知呢？韩子旺不管是落实老干部政策也好，还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也好，早就该落实了。信是托方仲伯转给安平生的，方伯伯在转前拿给我父亲看。我父亲一边看、一边热泪溢眶，几乎泣不成声！申诉交给云南工学院。这一次，落实人员经多方落实，甚至找到郑伯克（中央老干部管理局的局长，属于部长级的干部），结论完全搞错了。落实下来，恢复名誉，恢复党籍，恢复行政13级，享受厅级待遇，从47年算起，有离休资格。此至，我父亲历史问题才算彻底搞清楚，结论是：“解放前对革命有重大贡献，解放后遭到很不公平的对待，白白耽误了他的后半生”。我补充说：还株连了我们几十年！（市委党史办公室一位干部对我说，我补充说的一段话），他连连说：对、对、对，你们也被株连了几十年。

有句话说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那位专门整人的孙仲宇校长，资格甚老，听说是和陆定一一起入党的。可是后来他和妻子都被国民党抓起来，他妻子坚真不屈，国民党就把她杀了，而他写了悔过书出狱了。文化大革命不是揪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吗？他历史上的叛变行为（他并没有出卖同志），红卫兵小将怎么会放过他呢？！传说被红卫兵小将们将他坐喷气式飞机批斗，用铁做成手榴弹打他的背脊，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在短短的批斗日子里，被活活折磨死了。李佑环老师是戴白袖套的人的组长，见关在一起的孙仲宇不行了，忙去喊学校医生，可是这位平常咀里贱声贱气老喊着：“孙校长、孙校长”的人，却无动于衷，不以理会。如果那时打一针强心针，也许还能救活孙校长。后来有人这样评过。

我父亲对于孙仲宇的结局又同情又叹气又惋惜又无奈！我又想起我父亲在他倒霉透顶的时候讲过的一句话：我倒要好好活着，看看结局到底如何？！世上还有没有真理！我爷爷的万贯家当（流动资金1100两黄金），被我父亲贡献给革命，后来却说他贪污，建民中学（昆明、建水两地）老师发不出工资，学生几乎断炊，从请我父亲接任校长后，经费再也不成问题，后来却说他贪污学生交的学费。真是何等的冤枉啊！明明是捧毛主席的泡，捧中国的泡，却被划成右派（社会阵营的中心将转来北京），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明明是追求真理，追求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贪污腐败的社会（信仰），却把他说成是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是投机革命……这些冤情向谁述说？那份年头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些年，过去的同志，过去的战友。，过去知道实情的人，不是不敢说，或是也挨整啊！那真是“峥嵘岁月稠”。我父亲肚子里留着多少怨气？藏着多少冤情？忍着多少愤怒？只有他自己知道！还算好，我父亲思想开朗，遇事有高个子顶着，有难有妻子有子女扛着，他常说他有福气：“我上靠父母，中有妻子，下有子女的孝顺”。现如今活到92岁了，还精神郎当，他一顿的饭食，比我这个当儿子还多出1/2！我们做子女的，真的祝愿他能长命百岁！！

在我父亲80岁时，他的同事及战友、建民中学的校友送来锦旗上书：“君子高风进之在德、苏世独立耋而弥坚”。“苦衷天下尤，俯首孺子牛，满园桃李春，峥嵘岁月稠，青松映彩霞，潇丽度金秋，高寿逢盛世，情怀系神州”。“云笼山巅山笼云，滇南劲松四季春。西装革履护建民，长衫布鞋当园丁。倾囊资助重义气，熔炉陶冶贵同心。桃李增华春光好，不负嘱托慰刘君”。等等诗句赞美我父亲！

我母亲的工作是吴作民介绍的。解放初期，吴作民是省财委会的主任（后来升至云南省副省长）。一天在闲聊中，我父亲讲我老伴一天嚷着要去工作、要去工作（我父亲是财委会副秘书长）。吴作民就叫管人事的：你给老韩的爱人安排个工作罢。后来被安排进百货公司。因为我母亲也是建民中学的学生，有一定的文化。所以后来调她去当调拨员（俗称开单子）。五六年的时间，从参加工作的25块钱的工资，就升到56块钱的工资。可是我父亲划成右派后，我母亲56元钱工资再也没有增加过，一直拿到退休。世事苍山，就是这么的混帐！

不仅工资没有增加，我母亲还被安上坏分子的帽子。

事情是这样的，省纺织品公司仓库有人拣清到一张纸，上边写着这么几句顺口溜：“天上是乌云，地上是黑暗，不是你专镇我，就是我专镇你，反正都一样……”。

保卫科的人研究一番后怀疑是我母亲写的。先是恐吓一番，后是威胁一顿，再后又是交代政策。那期间搞得我母亲精神恍晃，思想快要崩溃了。保卫科的干部这么说：

“你爱人被划右派，你思想不满，这纸条上的字不是你写是谁写的？”

“你要想想，你再送去劳改去，你的五个娃娃怎么办？你的婆婆谁为养活他们？”

“你认了吧，组织上念在你的家庭有困难，不把你送去劳改队，你还可以照领工资……”。

最后我母亲被逼无奈，就在保卫科递过来纸上签字了。三天后，想想不对，对负责整个案子的张云讲，不是我写的，张云就是不理睬。

不过省纺织品公司还算守信用：没有送我母亲去劳改，56块钱的工资照拿，只是政治上有区别：怎么样的会议不论我母亲参加，怎么样的活动不要我母亲去活动。完全是当反革命坏分子对待。

那是58年的事。

打倒四人帮后，胡跃邦有个讲话：不管是谁搞的，凡是冤假错案，一律要鉴别，一律要平反！

我就去省纺织品公司保卫科，我对他们说，我后来问我母亲：妈妈你到底写过没有？！我妈妈一边流泪一边说，不是我写的。我又对我妈妈说：不是你写的，你为什么要承认？我和母亲生活几十年了，我从来发现我母亲有写诗这种水平和习惯，我母亲讲：三天后我就去翻案，他们就是不理睬。

省纺织品公司保卫科的人讲：那个纸条上写的字，是经专家鉴定过的。

我说：58年那个专家可能还是个学徒！我也是58年参加工作，我现在可是个全能的大师傅。我严肃对保卫科的人讲：1、我母亲没有写过那张纸条！你们给她戴上反革命坏分子是冤枉的；2、那纸条上的字，也只是有不满情绪而已，这个帽子怎么一戴就戴了几十年？3、你们放走了真正写纸条的人，又冤枉了我母亲几十年。

我就胡跃邦的那个讲话，要求复查我母亲被冤枉的案子。同时我母亲也写了申诉。

一九八0年十二月九日（我母亲于12月31日收到），省商业局下文：……根据中共中央（1978）七十八号文件精神，经厅党组一九八0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研究认为：朱秀蓉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同意撤销原处理决定，政治上给予恢复名誉。

至此，虽然还存在某种不满意的地方。党中央已肃清了过去造成这些憋端的根源，整个社会完全已向“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我们家也没有再去纠缠这些事了。

我母亲2009年病故，时年88岁。她已在床上瘫了一年半。临死时她高声叫道：“老韩老韩，我要你来扶持我。”喊完这句话后，就慢慢断了气！

我父亲还健在，92岁的人，食量有我的一倍。每天到公园里逛逛，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或理工学院新迎校区）。他的生活，由三个妹妹轮流照顾。我只是经常到父母处看望他们。我60岁以后到69岁，连续住院10次，医掉十几万（我有医保，这十几万是我自已出的部分），特别08年第三次脑梗塞，造成我话也讲不出来，字也写不成形。几乎天天都在病痛当中度过，所以三个妹都对我说：“哥，你好好养病，爸爸妈妈的事你别管了。”尽管这样，我还是经常过父母处看望父母。但他们的这份情义，我心里还是挺感谢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