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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期出现的信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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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河北省石家庄市之南，古代为真定府临城县，境内有一口“鹁鸽井”。《畿辅通志》在追溯这个井名时，引出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说是西楚霸王项羽追杀汉王刘邦时，刘邦藏在这口枯井中，楚军追至，见井上站着两羽鸽子，以为井中不会有人而未加搜查，刘邦因而脱险。日本的岩言在他所著的《传书鸽》一书中，写成“汉高祖曾被项羽追击而藏身枯井中，后籍放鸽通信而获救的”。台湾信鸽著作家周廷模认为，这两羽鸽子是中国粉灰鸽，其理由是中国粉灰鸽体小轻盈，汉家军自然选用它作随军通讯。
汉代有许多人推测张骞通西域，班超征西域，都曾使用鸽子传送书信。这项推测流传至今，并被有些作者作为史料写入信鸽著作之中，但迄今没有历史文献作佐证。
值得重视的是四川芦山县芦阳镇在一座汉墓中出土的“陶楼房”，这是南方特有的民间干栏式楼房（俗称“吊角楼”）。楼上的里间和外间，是主人的卧室和客厅，楼下的空室用于饲养牲畜，堆放器具，山墙上是一个鸽舍，和整幢楼房比例适度，鸽舍内还有两羽鸽子。这座陪葬陶楼房，经文物部门鉴定，被认为是汉代民间饲养信鸽的实物证据。据考证，汉代的驿站只传递官方的文书信件，不传民间书信，那些出门赶考、经商的人，为与家人通信，除了靠亲友往来时带信外，就用鸽子作为传书工具，“陶楼房”鸽舍中的两羽鸽子，说明我国在两汉时期，民间已饲养鸽子用于传书。
另据《宋书·符瑞志》记载，晋武帝泰始二年（公元266年），“白鸽见酒泉延寿，延寿长王音以献”，百白鸽作为贡品进献皇上，说明在当时白鸽曾被视为稀物。《南史·侯景传》在说到一次侯景围困建邺，援军断绝，城中被困日久，军士只好“煮弦、熏鼠、捕雀”来充饥后，又提到这样一句：“殿堂旧多鸽群聚，至是歼焉。”这里说的是殿堂养鸽，今天我们称之谓堂鸽，包括庙堂和教堂，上海的城隍庙、苏州的玄妙观都曾养过鸽子，一些天主教堂也有养鸽的历史，有作为神鸟，有作为放生鸽。又河间太守李绘，不畏权势，拒绝权官向他索取名贵鸽种《北齐书·李绘传》）等等，都说明我国在晋、魏和北齐时期（公元265-577年），养鸽的数量和质量具有相当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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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的传书鸽和军用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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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考证，我国广东一带在隋唐时期有养信鸽的记载，唐末（公元907年）的南剑牧陈海，在家里养鸽达一千多羽。盛唐时期贤相、诗人、养鸽家张九龄，他本人曾经养过许多鸽子，并利用鸽子和亲朋好友通信。“张九龄少年时，家养群鸽，每与亲知书往来，只以书系鸽足上，依所教之处，飞往投之。九龄目之为飞奴，时人无不爱讶”（《开元天宝遗事》）。信鸽传书是利用它的归巢本能，“依所教之处，飞往投之”，大概《开元天宝遗事》作者并不是一个养鸽者，因而便以想象替代和发展可前人饲养的培育信鸽的成果，在这个基础上把信鸽传书提到了更高的水平。“时人无不爱讶”，说明在当时拥有如此高水准的信鸽，是为数不多的。
在《唐国史补》一书中，有“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舶发之后，海路必养白鸽为信”的记载。这外国船上的白鸽，是从中国带去的，还是从外国带进来的。但不论属于哪一类，这为中外信鸽交流提供了一种机会，是完全可能的。
如果说站在枯井上掩护刘邦两羽鸽子是汉军携带的军用鸽证据不足的话，那么宋代有两次战争中所用的鸽子，则是明明白白的军用鸽，只是把信鸽用作讯号，而不是用作通讯罢了。宋仁宗庆历年间，派桑怿出征元昊，在行军道旁看到几只银色的盒子，听到其中有跳跃的声音，军士不敢开启，总管任福命军士打开，只见百余羽悬鸽哨的鸽子从银盒中飞出，盘旋在宋军上空。霎时，埋伏在周围的夏军从四面包围而来，任福力战，结果是全军覆没（《宋史·夏国传》）。其二，宋泾原都统曰曲端，他的叔父在他部下当偏将，在一次作战中大败而归。曲端为严肃军纪把他斩首，然后为他发丧，祭文上写着：“呜呼！斩将者泾原统制也，祭叔者侄曲端也。尚享！”军内无不畏服他的纪律严明。魏公听到这一消息后却不太相信，意要视察曲端的军队。当他来到军中却不见一兵一卒，魏公感到诧异，命曲端点兵。曲端有五支军队，魏公命他点其中的一支军队。曲端打开鸽笼，放出一羽。
鸽子，只见一支军队很快来到。魏公愕然，就要五支军队全部出动，曲端把五羽鸽子全部放出，只见五支军队顷刻即到（《齐东野语》）。
宋代养鸽之盛，不仅从民间到军队，而且连宋高宗皇帝赵构也酷爱养鸽，他在皇宫内院养了一大群鸽子。当时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谏诗：“万鸽盘旋绕帝都，暮收朝放费工夫，何如养取南来雁，沙漠可传二圣书。”这是一群大学生担心皇上玩物丧志而写的一首谏诗，宋高宗阅后龙颜大悦，给他们加官。宋代的信鸽从民间到军营，进皇宫，鸽子的质量得到提高。据记载，我国名品“中国粉灰鸽”已有七百年历史，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养鸽盛行的唐宋，培养出一些名品信鸽，是理所当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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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赛鸽和赛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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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从明代开始，逐渐把传信鸽用作比赛鸽。由于宋代信鸽的大量增加，其中用于传书的只是极少数，而大多数作为玩赏。鸽主在用信鸽传书时，有些信鸽在途中游失它乡而不能归巢，这是常事。所以鸽主主要用三五羽，甚至十几羽同时放飞，归巢时有的率先而归，有的则姗姗来迟，也有杳无音信的。于是引发了一种比一比传书快慢的构想，赛鸽活动就随之产生了。
明朝正统年间（公元1436-1449年），在苏北淮阴一带，有一天风雨交加，有一羽鸽子掉落在屋顶上，显得十分疲乏。当被屋主捉住，正准备杀它时，主人发现鸽足上有一件用油纸封裹的信件。屋主看了信封上的字，知道这羽鸽子是从北京飞来的，时间只有3天。北京到淮阴，空距七百多千米。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到，五百多年前的信鸽已有很高的归巢水平。就鸽主来讲，这羽鸽子是飞失了，如果他同时放出多羽，那么有的鸽子可能已经回归家园。如果单放一羽，他就会从中吸取教训，下次放鸽传书就要多放几羽。
明清时期，是信鸽发展成赛鸽的转折时期，发展最早的地区，首推广东一带。当时广东存在的佛山“飞鸽会”、广东“赛鸽会”和“白鸽会”，可以作两种推测，一是纯属赛鸽组织；一是鸽子比赛的会期。从一些记载的史料来看，后这的可能性较大，但从这些完备的赛鸽活动的章程来看，一种帮会式的松散的赛鸽组织的存在，也是有可能的。所有这些，与今天的信鸽比赛有许多类似之处。广东番禺人屈大均（1630-1696年）所著的《广东新语》（卷二十“鸽”）有这样一段叙述：
“广东人有放鸽之会，岁五六月始放鸽。鸽人各以其鸽至，立者验其鸽，为调四、调五、调六、调七也，则以印半嵌入翼，半嵌于册以识之。凡六鸽为一号，有一人而印一二号至十号百号者，有数人而合百号者。每一鸽出金二钱，主者贮以为赏。放之日，主者分其二，一在佛山曰内主者，一在会场曰外主者。于是内主者出教，以清远之东林寺为初场，飞来寺为二场，英德之横石驿为三场，期以自近而远。鸽人则以其鸽往，既至场外，主者复印其翼乃放鸽。一日自东林（寺）而归者，内主者验其翼印不谬，则书于册曰：‘某日某时某人鸽至’，是为初场中矣。一日飞来（寺）而归，一日自横石（驿）而归，皆知前验印书于册，是为二场。三场皆中，乃于三场皆中之中，内主者择其最先归者，以花红缠其鸽颈，而觞鸽人以大白，演伎乐相庆。越数日分所贮金，某人当日归鸽若干，则得金若干。有一人而归鸽数十者，有是人千鸽而归一二者。当日归者甲之，次日归者乙之，是为放鸽会。”300多年前“佛山放鸽会”的赛项竟与今天的3关赛一模一样，第一关，清远东临寺到佛山的空距是75千米，第二关飞来寺为95千米，第三关英德横石驿为155千米。这是欧洲200多年以后才达到的水平。
清乾隆年间，苏州也有放鸽会，有“红脚鸟跟人飞，碧云照凤凰翔”之说，姑苏人常用这样的话语来形容养鸽人和放鸽会的情景交融。那里的养鸽者把信鸽和观赏鸽混养一起，常见的有“银白底”、“紫球”、“白丝筋”和“白砂”等观赏鸽，一些“铁砂”、“浙江灰”和“点子”等飞翔鸽作为名贵鸽种，每到五六月间举行放鸽会，届时养鸽者聚集一起，开笼放鸽。蓝天中白顶紫羽，五彩缤纷，鸽主们登高览望，赏心悦目。有些鸽主的观赏方法别具一格，他们在放出鸽子后，围坐在一盆清水或一方大镜子前，无需抬头，只是俯首观看鸽影，真是别有情趣。在北京、南京、西安、开封、洛阳和杭州等古都，都有形形式式的放鸽活动。特别是北京，鸽主们都把鸽哨系在鸽尾上，鸽子在蓝天飞翔，哨音遍及大地，时宏时细，时远时近，真有“疑是仙乐落九天”之感。
明末清初的赛鸽在南方较盛行，而《鸽经》却产生于黄河入海处的山东。由此可见，当时的养鸽、赛鸽并不限于广东，而很可能遍及神州大地。
《鸽经》共分“论鸽”、“花色”、“飞放”、“翻跳”、“典故”和“赋诗”等六章，是一本比较精练的养鸽全书。在“飞放”一章中，较详细地论述了信鸽的品种特色。
《鸽经》作者为今山东省邹平县的张万钟。据考证，他的生卒年代是公元1592-1644年，成书时间约公元1622年。据国外资料记载，世界上最早的养鸽著作始见于1780年，而《鸽经》早于他们158年。
当时的山东，养鸽之盛，有一则资料可作佐证。山东曲阜孔子的大弟子颜回四十八世颜清甫，久病卧床，他的幼子偶然弹伤一羽鸽子，想给父亲补补身体，宰杀时发现鸽子羽毛中间有一封书信，上写：“题云家书付男郭禹”，这是郭禹的父亲写给他儿子的信。郭禹原是山东曲阜的地方官，这时已调任去远平府上任。颜清甫命儿子把死鸽和信件一起松动远平府郭禹处。郭禹见到鸽子和信件后凄然地叹道：“畜此鸽已十七年矣，凡有家音，虽隔数千里，亦能传至。”说罢就命家人把死鸽埋葬了。在今天看来，这是一羽超远程赛鸽，但竟是一羽十七年鸽龄的老鸽子。史料中的“数千里”和“十七年”，可能不是一个确切的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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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叶信鸽活动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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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组织的信鸽比赛，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期。首先，民间赛鸽活动遍及全国各地，并育成一批优良鸽种。其次，欧美赛鸽活动的信息不断向中国传来，而且还在上海建立西人信鸽组织，并举行正规比赛，成为中国现代信鸽比赛的“催生婆”。
1928年由美国赛鸽会会长巴斯固尔和英商买办保恩司、哥伦布、威林乌特等英美侨民，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信鸽会，成为上海西人信鸽俱乐部（简称S.H.C.），当时会员20-30人。这时的赛鸽如同赛马、赛狗一样，优胜者可获得高额奖金，因此，赛鸽活动日益频繁，信鸽水平也不断提高。上海李梅龄、黄钟、周昌善、欧阳惠民、陈其惠和郭子颐等一批知识分子和企业家，通过在国外的亲友，不断地获得世界各国的许多信鸽信息，开阔了眼界。当时上海鸽界养的信鸽品种主要有松江灰、嘉兴灰、紫金砂、流砂和小青猫等中国名鸽，由于长期近亲交配，品种逐渐退化，放到昆仑山（60千米）失去大半，到苏州（87千米）就很难飞回，最远的也只到南京，但从不过长江，而且飞速不快，难以同英国的高鼻瘤赛鸽相匹敌。当时上海西人信鸽俱乐部以“华人的信鸽不够水准”为借口，不吸收华人参加。李梅龄为振兴我国鸽威，决心与洋人信鸽作一番较量，为此作了精心准备。他首先邀请黄钟、周昌善等人一起申请加入上海西人信鸽俱乐部，取得与洋人比赛信鸽的资格。同时，他从德国引进了10羽比利时和德国名系种鸽，有伟奇、固耐、密勒、麻尔、麻尔·阿亨、克伦巴和德国军用鸽等八个品系。他喜欢深雨点留作种鸽，经过四年的精心培育，于1933年的赛飞中初露锋芒。是年，上海西人信鸽俱乐部举行放飞天津（1000千米）比赛，李梅龄的一羽中雨点雌鸽“33SHC759”力压群雄，一举荣获冠军。不久，又有一批上海养鸽者加入鸽会，上海西人信鸽俱乐部已名不符实。后鸽会经改选，推举李梅龄为会长，黄钟为副会长，于1935年将上海西人信鸽俱乐部改明为“上海信鸽会”，这就是中国最早的信鸽组织。
上海信鸽竞翔运动的蓬勃发展，影响到全国各地，“李梅龄系”和“黄钟系”的育成，对全国各地的信鸽运动提供了物质基础。继上海之后，浙江杭州也是我国信鸽运动起步较早的地区之一。早在20年代末，杭州就有赛鸽活动。当时的民众教育馆官长胡斗文是一位信鸽爱好者，在他的发动下，由陈枝青、朱叔清等人筹建“杭州信鸽研究会”，于1930年2月正式成立，会员由初建时期的30人发展到60人。从1932年开始每年都举办信鸽竞赛活动，训赛沿沪杭铁路转沪宁铁路，途径嘉兴、松江、上海、苏州、无锡、镇江等，终点站是南京。放飞数一般为70羽，最多时超过一百羽。
苏州的信鸽运动也受上海的带动，发展较快。30年代上海西人信鸽俱乐部会员徐传俊在苏州建造一座“洋鸽棚”，饲养一批从国外引进的名鸽后裔，首创信鸽比赛。姑苏董吴桐、倪元纳、缪郁周等信鸽饲养者还编译国外养鸽著作，为科学饲养信鸽做了有益的推广工作。到40年代，苏州养鸽者已有二十多户，饲养中外信鸽三百多羽。
由于信鸽是可以服役于军队，作为通讯工具，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一方面敌我双方组织大批军鸽服役于战争，另一方面世界各国的信鸽饲养和比赛活动却陷于瘫痪。我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日本侵略者不准民间饲养信鸽，更谈不上组织信鸽比赛。
1945年9月，抗日战争宣告胜利，上海的鸽友纷纷重建鸽棚，迅速繁殖信鸽。在夏永齐、丁瑞掅、朱永年、高芝泉和张志清等人的发起下，于1946年元旦成立了“中国胜利信鸽协会”（简称C.V.U.），会员130人。理事长：夏永齐；常务理事：丁瑞掅、张志清、奚葆儒、陈飞鸿、朱永年和赵福兴；理事：何家梁、李绥初、徐可久、蒋正方、孙竹林、高芝泉、孙伯棠和郭培基；监事：李梅龄、黄钟和陈其惠。同时不定期出版会刊《鸽讯》。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信鸽运动蓬勃兴起，有的恢复和重建信鸽组织，有的新建鸽会，信鸽比赛也随之频繁。杭州、武汉、南京、重庆等地，纷纷恢复信鸽比赛，筹建信鸽组织。1946年苏州市信鸽协会成立，会长缪郁周，联络办事地点在宫巷108号，协定订有章程，会员二十多人。1947年春季协会组织第一次比赛，第一站放浒墅关，由近及远，从望亭、硕放、无锡、洛社到常州。但由于国民党挑起内战，社会、经济等条件日益恶化，饲养信鸽都要在警察局登记，且粮价飞涨，迫使一些会员放弃养鸽，信鸽运动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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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的信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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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信鸽运动出现了一个崭新局面，普及面逐渐扩大，信鸽组织也逐渐增加，因为没有一个全国性的信鸽组织，加上各地信鸽组织的归属不一，有归入花木公司领导，有作为体育活动，归体育运动委员会领导，但多数处于自发状态。所以，赛鸽活动虽不断举行，而组织却处于松散状态。特别是在“文革”之时，信鸽被视作“封、资、修”的产物。在上海，当时的“中国胜利信鸽协会”一分为二，成立了“上海中国信鸽协会”，和“上海信鸽协会”，又有“联东信鸽协会”、“和平信鸽协会”、“标准信鸽协会”、“联合信鸽协会”和“沪西信鸽协会”等7个组织。1963年，在上海市副市长石英的指示下，筹建统一的“上海信鸽协会”，划归上海市花木公司领导。在“文革”的10年中，信鸽协会的一切活动都被迫停止，直至1975年，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人们翘首以待的信鸽运动不仅得到了恢复，而且出现新的生机。北京、上海、武汉、杭州、南京、无锡、苏州、广州、重庆、郑州、昆明、乌鲁木齐等大中城市，都纷纷建立和健全了信鸽组织，发展会员，开展信鸽竞翔活动。特别是无锡市信鸽协会，主动争取市体育运动委员会领导，把信鸽活动纳入体育运动的范围。不久，上海和北京等地的信鸽协会也明确归属体委领导。信鸽活动需要体委领导，信鸽协会需要有全国性的组织，这是广大信鸽爱好者的共同愿望，也是现代信鸽运动的大势所趋。
1979年9月，第四届全国体育运动会在首都北京举行，国家体委指示上海市信鸽协会送鸽去北京参加放飞比赛，这是一个为全国信鸽协会划归体委领导和筹建全国性信鸽组织的契机。上海市信鸽协会在市体总的带领下，组织了这次放飞北京比赛，期间与国家体委和北京市信鸽协会等有关同志，共商了筹建全国性信鸽组织问题，并取得了一致意见。一个由上海市信鸽协会发起的请求建立全国性信鸽组织的报告，由国家体委、体总作了批示。批示说：“同意筹建全国性的信鸽爱好者组织——中国信鸽协会”。1984年12月6日，中国信鸽协会正式在上海成立。会上推选上海市副市长叶进明为主席，国家体委群体司副司长招务雄、上海市体委主任金永昌，以及有关省市和火车头信鸽协会主要负责人为副主席。聘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朱学范为名誉主席。秘书长有金永昌兼任，常务机构设在上海，国家体委、体总委托上海市体委、体总代管。
中国信鸽协会成立几年来，全国3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火车头、石油体协都成立了信鸽协会，一千多个直辖市、县、区和大型工矿也都先后成立了信鸽协会，全国会员从几万人发展到30万人，这是我国信鸽史上的黄金时代。
中国信鸽协会成立以后，全国的信鸽运动逐步地走上了正规化，逐步地与国际信鸽运动接轨。如制定了《中国信鸽协会章程》，各地信鸽协会的章程基本上贯彻这个章程的精神而制定；1989年发放了全国统一的足环，年发售量达七百万枚以上；1985年7月《中华信鸽》创刊，1993年由季刊改为季刊改为双月刊，发行量三万份；1991-1992年分别建立了中国种鸽舍和中国国际赛鸽舍；每年举行一次全国性的信鸽比赛和品评比赛，同时举行发奖仪式；1998年加入了国际信鸽协会联盟（F.C.I.）；2000年主办了世界赛鸽锦标赛；加强与海外信鸽祖师的联络，接待了比利时、泰国、日本、韩国、德国、荷兰和美国鸽友的来访，交流种鸽和竞翔经验。所有这些，对我国信鸽事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现代信鸽活动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赛鸽逐步走向科学化、规范化和国际化
目前，世界各国都有全国性的信鸽组织，有鸽会章程和竞赛、品评规程，各种形式的国际性信鸽比赛日益发展。除世界信鸽锦标赛和国际奥林匹克品评赛外，还有欧洲四大长程国际赛；我国和许多国家都建有国际鸽舍公棚赛。这对加强各国鸽友之间的友好交往，促进各国信鸽的广泛交流，创造了良好条件。
二是信鸽比赛竞争激烈
养鸽者为夺取冠军，投入了巨大的物力和财力，引进优良种鸽，建造鸽舍等。过去那种养鸽为着“娱人自娱”、“陶冶情操”、“锻炼身体”等观念已逐渐淡化，而养鸽者的拼搏精神、竞争意识、从激烈的赛鸽活动中得到锻炼。
三是出现了一种与信鸽相关的产业
一大批为信鸽服务的种鸽舍、鸽具、鸽钟、鸽药和饲料制造工厂和经营商店应运而生，以及专业培育优良种鸽的鸽舍和经营种鸽的中间商、中介人也逐渐产生。在这些纯然为谋利的商业性活动中。也促进了育种技术、管理技术和比赛机制的科学化，有力地促进了信鸽质量的迅速提高和优良品系的大面积推广。
四是信鸽科研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各省市鸽会都设有科研机构，逐渐出现一批信鸽科学研究部门。由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