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英国诗人雪莱的名句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昭示着事物之间相互依存和转化的关系。而且，她以诗化的语言给人以希望，犹如寒冬里的一股暖流淌过人们的心田。

    透过中国鸽界依旧冰封的表面，我似乎也触到了那来自于春天的讯息……

 信鸽，这一来自于民间的行当，到了还原其本来面目的时候，让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因此，我提议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独立于鸽协的赛鸽俱乐部，在各省市建立分支机构，负责各地鸽友交鸽参赛事宜，总部设在深圳，统筹各地分部，并制定统一的章程和纲领。为什么总部要设在深圳？因为深圳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不仅在制度创新方面开风气之先，而且领导阶层思想开明，同样敢为人先，如果涉及到办理相关手续，可以少一些障碍和阻力。

    至于俱乐部的总负责人，我建议由黄剑来担任，以其在鸽界的资历、人脉、能力和声望，都较适合担任这一角色，尤其是借助如今高涨的支持率，正当其时。

    对于黄剑，我又不能不说你几句：在中鸽协年会上放了一炮就不见了，再也不露面，你还是一个有担当的爷们儿吗？如果你的身体里还流淌着中国人的血液，依旧深爱着这个国家的信鸽事业，就请站出来为她做一些实际性的工作，不要只是空喊口号，没什么用的！如今已有人质疑你此举的动机究竟是什么，你需要以行动来自证其清！我希望不要出现这样的图景：十至二十年之后，我们都已老去，在城市化进程的横扫之下，在官商勾结的相互作用之下，养鸽人群递减到几近于无，仅剩的养鸽人也因糟糕的赛鸽环境而心灰意冷，退出江湖，我们或许仍会忆起你黄剑当年大闹中鸽协年会的壮举，在一个风雨飘摇的夜晚喃喃自语：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

    人的认识总是呈曲线运动的，具有阶段性的特点。我曾认为鸽友就是一盘散沙，干不成什么事，只是叫得欢罢了。但通过黄剑事件，我又似乎看到了这一盘散沙也有可能聚沙成塔，只是缺少“聚沙”的人罢了。

 或许，有的鸽友会问：各地基层已有自己的赛鸽俱乐部，为什么还要再成立一个？别的地方我不了解，就我们当地来说，仅有的两个俱乐部，其中一个从一开始就与鸽会“捆绑”在一起，该俱乐部负责人乃体育系统体制内之人，又在鸽会担任职务，日常涉及赛鸽诸多事务也与鸽会不分彼此，名为俱乐部，实为鸽会之附庸。其独立性无从谈起，赛鸽的公平与公正如何做到，就不能不令人狐疑于腹。

    而当地另一个俱乐部偏居经济欠发达的西区，辐射力有限，组成人员虽是“民间人士”，但规模及档次还有待更上一层楼，而且其训赛节奏也在围着鸽会转，它在目前还难以动摇鸽会在多数鸽友心目中的统治地位。

    从现实意义上说，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有影响力的赛鸽俱乐部，可以对鸽界目前肆无忌惮，无法无天的公棚作弊行为形成“倒逼”机制，迫使公棚有所收敛，不得不靠自律来约束其行为，进而斩断鸽会与公棚之间见不得阳光的利益链条。

    公棚之所以敢于这样“撒着欢儿”作弊，一方面说明我们的市场经济及公棚业仍处于初级阶段，法制及其配套措施尚待完善，另一方面说明市场竞争还不够充分，鸽友可供选择的参赛路径仍是少（比如寄养制在我们这里连萌芽都没有）。换言之，就是鸽友“有求”于公棚。面对这么多热情鸽友主动的“投怀送抱”，“被求”一方的公棚想不作弊都难。因为人的贪欲是难以遏制的，没有谁会嫌钱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是说给君子听的，不是说给公棚听的。

    除非具备一种强有力的制衡，否则公棚是不会收敛的。

 如今，走官方这条路对鸽界现有体制改革是行不通的，因为大的政治体制不变，小的管理体制也不会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现有的政治及经济体制将会依旧存在，不会有什么突破性的变革。惟一令人期待的就是社会体制改革，并已在广东各地先行试水，有关论述参见拙文《对中国鸽界的十点建言》。

    因此，作为社会自治团体的赛鸽俱乐部，其发展空间将会很大，一旦成其气候，将会对鸽协和公棚构成一种有力的制衡，就看人们怎样去利用它了。

    只有当一个地区的常规赛事发达了，才会对公棚形成压力，进而转为动力。公棚在数量上被压下去的同时，也在质量上获得了提升，它要比所谓的协会监管更有效。作为市场主体的参赛鸽友可供选择的路径多了，不一定非要买公棚的账，取信于鸽友才能生存下去，不然就是死路一条。例如在常规赛开展的如火如荼的上海和武汉，它们那里的公棚数量就很少，而在常规赛搞得一般般的我们当地，公棚却是“前仆后继”地出现……抑或，这就是“此消彼长”的自然规律作用于鸽界的结果？

    从还原赛鸽组织的民间化这一角度来看，我认为中国鸽界的春天已然到来，就看我们能不能把握时机适时地“播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