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鸽友是中华赛鸽运动的舞者

论中国现代赛鸽的“洋务运动”与改革开放

读《复兴中华信鸽 再现华夏雄风——中国信鸽运动发展历史回顾》有感

 沉岭山人

    段落提示：

    一、 画龙不点睛

    二、右点睛：中国现代赛鸽运动早期阶段（1930年至1984年）—始于和囿于技术层面的“洋务运动”，李梅龄是先锋和代表人物。

    三、左点睛：1984年后—赛鸽运动上层建筑的根本性变革，是本时期的主轴和基本动力。

    四、巨龙真容：中国鸽友是巨龙的舞者，开放改革是中国现代赛鸽运动的唯一出路和根本动力。

    五、美玉有瑕：中国现代赛鸽运动改革开放的缺憾与不足。

画龙不点睛

    第一， 历史上的中华信鸽是一场什么活动？“功力”如何？状况如何？世界地位如何？

    第二， 中华信鸽，哪些引以为傲，哪些应该复兴，哪些值得再现？

    第三，什么是中国现代赛鸽的历史使命？怎样实现？

    这是读《复兴中华信鸽 再现华夏雄风——中国信鸽运动发展历史回顾》（下称《历史回顾》）之初的三点思考。

脱胎于顾澄海前辈《信鸽手册》中“中华赛鸽史略”的《历史回顾》，是中国信鸽协会2009年8月在合肥召开全国秘书长工作会议暨培训班上主持人的重要发言，发言由《中华信鸽》杂志社参与起草、定稿，并经反复修改整理后于2009年11月、2010年1月、2010年3月在该杂志总第132、133、134期上分上、中、下三节发表。《历史回顾》成文并在上述场合下出台，表明了中华赛鸽历史整理和更高层次的理论研究已由民间个人行为转向专家观点，进而跃升为官方立场，显示了民间、自发和由下而上为主要特征的中国赛鸽运动的进步和趋于成熟。

文章将中华信鸽活动千年历史分段为：

    一、我国养鸽已有三千年历史（前1060—2009）

    二、赛鸽活动始于明末清初（1521—1644年）

    三、中国现代赛鸽运动80年（1930—2009）

可见，“养鸽活动”、“赛鸽活动”、“赛鸽运动”三种不同的活动形式，是文章进行历史分段的依据，显示了划分的逻辑性。不仅如此，《历史回顾》确定1930年是中国现代赛鸽运动的开端，并集中笔墨，将1930年至今中国现代赛鸽运动做了进一步划分和重点记述：

    （一）起步阶段（1930-1949）

    （二）普及阶段（1950-1984）

    （三）全面发展阶段（1985-至今）

图示：

上世纪30年代     1949年新中国成立     1984年中国信鸽协会成立

（开端）               （一线）               （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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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阶段                  二阶段                 三阶段

“二线三阶段”的划分，以李梅龄首批引进德国洋鸟、新中国建立和中国信鸽协会成立这三件对中国现代赛鸽运动产生划时代影响的大事件为界线，抓住起步、普及、全面发展三段历史进程进行回顾，同样显示了划分的客观合理性。

文末，《历史回顾》倡议各级人士继续收集中华信鸽活动史料，号召对中华信鸽“复兴”和“再现”。

可正是“复兴中华信鸽，再现华夏雄风”的呼吁，让人倍感迷惑：

一方面，在历史回顾层面，可以看到作者们投入巨大热情、努力和集数十年心血，收集了大量古今资料，并以编年史的方式反映了中华信鸽活动千年历史，展现了中华信鸽活动承前启后，后浪推前浪的发展历程，意义深远，功高难抹。

另一方面，《历史回顾》流水账和报喜不报忧式的史实罗列，却未能说明中国现代赛鸽有哪些辉煌和成就值得“复兴”和“再现”。譬如什么东西成功了，什么事情失败了，哪些问题存在不足，尤其对1930年后进入现代赛鸽运动阶段的研究分析欠缺有历史意义的归纳和规律性总结，缺乏有深度、纲领性、有指导意义的发掘和提升。例如没能指出中国现代赛鸽运动的历史使命，以及依照赛鸽运动规律描绘中国现代赛鸽运动的宏伟蓝图，和用怎样的思想、理念及措施结合中国国情解决现实问题，从而团结全体鸽友上下一致，同心协力把中国现代赛鸽运动做大做强做好，实现长盛不衰，未能呼应“复兴”和“再现”的倡议。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本人极其赞成努力收集史料，那是人类分析、研究、探寻世间万物发端、发展与生存成败的运行规律的事实依据。可是，史料收集是否需要和有否可能做到事无巨细？是否单纯性罗列历史事件便已完成以史为鉴？难道中华赛鸽活动的历史回顾仍处在收集资料阶段，而不是切实可行地转向研究和落实“崛起”、“振兴”、“雄踞”和“长盛不衰”这些重点上？《历史回顾》到底想告诉中国鸽人哪些是中国现代赛鸽运动的精髓？哪些是中国现代鸽人应该继承和发扬的“精气神”？

由此看来，不应满足于回放历史，而应浓墨重彩于“复兴”、“再现”的《历史回顾》一文，依然有如说书人眉飞色舞享受讲故事和掌声，只“开篇”不“解题”，光造“镜”不打磨，又像画匠挥毫泼墨，画龙而不点睛，成为名符其实的“历史回顾”，是以无睛之龙空有其表虚有其形难以破画腾空。

有感于此，草民虽才疏学浅，今日斗胆，朱砂研墨，狼毫小汲，尝试为巨龙执笔点睛。

诗云：无晴之龙值如死蛇烂蟮生死难测，缺精少神犹似残人废物苟延残喘。

右点睛：中国现代赛鸽运动早期阶段（1930年至1984年）—始于和囿于技术层面的“洋务运动”，李梅龄是先锋和代表人物

    龙睛不代表龙的全部，但无睛之龙，无异“死蛇烂蟮”，又何以为“龙”？李梅龄不代表中国现代赛鸽运动前期的全部，他却是中国现代赛鸽运动“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是引进西洋良种“以夷制夷”，借助西洋鸽技“以夷之长技以制夷”，进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融会贯通“洋为中用”，创立“六个第一”，掀起中国鸽界“洋务运动”的先锋和奠基人。其“洋务精神”和“洋务事迹”不仅是1930年到1984年（中国信鸽协会成立前）《历史回顾》称为“起步阶段”和“普及阶段”（合称“早期阶段”）的活动主线，也是该阶段的“精气神”。

    一、中国近代史的洋务运动

清代末期，闭关锁国，生产力低下，知识陈旧，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全面落后，民贫国穷，清政府却自认“天朝大国”固步自封，夜郎自大，以致1840年后屡败于外夷，被迫签订众多失地祸族丧权辱国条约。其间不少忧国忧民的有识人士，号召拯救中国，如“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提出“制夷”的魏源，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张之洞，人心思变之下，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为代表人物，开展了一场核心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强改良运动，史称“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始于1861年清咸丰十年，又称“同光新政”，内容包括外事交涉、订条约、派遣留学生、购买洋枪洋炮以及按照“洋法”操练军队、学习外洋科学、使用机器、开矿办厂等对外关系，以及与外洋往来的有关事务。洋务派通过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发展新型工业，如江南制造局（现今建造航母等大型水面舰艇的主要基地江南造船基地前身）、福州船政所、汉阳炼铁厂、汉阳兵工厂、湖北织布局、兰州织呢局等，其中个别属于当时亚洲最大的军事或民用工业，对中国后来迈入工业现代化奠定了一定基础。

洋务运动进行了30多年，竟在1894年随着中日甲午海战北洋水师覆没而终结，日本人不但获取了价值一亿多日元的舰艇等战利品，更迫使清朝背负了数倍于当时日本政府年度财政收入达二亿三千万两库平银的战争赔款，史载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兴奋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好几亿元，（日本）全部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还是私人都顿觉无比的富裕。”

甲午战争失败显示：洋务运动没有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没有将中国引上富强的道路，而一个过去以向中国学习为荣，晚于中国开展类似洋务运动的明治维新的小日本，却在短短的30年时间里把自己建设成当时的东亚第一强国，并于甲午一战演绎了“小鱼吃大鱼”，打败了“天朝大国”，日本人也由过去的蕃属观完成了日本国民意识和思想的转变（10年后日俄战争爆发，日本人再次上演以弱胜强以小胜大神话，打败沙俄，令世界为之震惊）。失败之下，国人深刻认识到向西方学习仅局限于“器物层面”不可能救国，应该仿效和学习日本：同时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和法制建设等上层领域进行民主革命方有出路。中国迫切需要改革政体和制度的思潮不断被强化，为戊戌变法做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但数年后的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在缺乏民众基础的情况下，企图在一个皇帝的支持下通过“戊戌变法”将中国从封建社会带入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社会，最终百日维新失败，清朝遗老重新主政，没落统治下，清帝国国力进一步衰败，颓势延至1900年庚子赔款、1901年史称“九七国耻”的《辛丑条约》的签订，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标志了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于1894年《上李鸿章书》中表示了对洋务运动的殷切期望，但洋务运动与随后的百日维新失败，使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由原来狂热支持洋务运动和“变法”到深切认识到着力于“器物（技术）层面”是“徒袭人之皮毛，而未顾己之命脉”，“犹不能与欧洲颉颃”，“徒维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进而转向结党率众推翻封建统治改朝换代，通过根本性的政体变革摆脱落后现状，唤醒雄狮，翻身奋进，力图国富民强，中华重新迈入先进国家行列。

中国历史研究表明：洋务运动的最大成就是培植了开眼看世界的洋务思想，以及在器物（技术）层面上取得的进步，揭开了中国工业现代化进程并打下一定基础，最大的的失败则是局限于技术层面，没能确立民主精神，触动和改革政体等上层建筑，因此，这场曾经轰轰烈烈的运动无法使中国摆脱积贫积弱走向富强，最终以失败收场。

    二、李梅龄的“洋务”事迹

1920年后，李梅龄医师也在中国赛鸽界掀起了一场“洋务运动”。

关于李梅龄大师的研究，以顾澄海前辈整理分析得最系统深入，而非短视和自困于鸽种、小技小巧且不能超越父辈的李氏后人，成果集中体现在顾前辈的科普书籍《信鸽手册》、人物特写《李梅龄其人其鸽》、《一代天骄李梅龄》、鸽技专著《李氏鸽经》，及以顾老前辈《信鸽手册》为蓝本的《历史回顾》等文章内：

动因—知耻后勇

刺激李梅龄掀起向欧洲名家引种第一波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代表中国赛鸽水平的本土鸽上海老种，以及李梅龄从广东老家带到上海的“佛山流砂”、“东莞白砂”鸽在屡次对抗中表现得比洋鸟落后和低档，“洋人信鸽压倒华人”，以致在沪玩信鸽的西人极度蔑视华人并排斥在外。“1929年侨居上海的英美养鸽者成立一个‘上海信鸽俱乐部’（Shang hai Homring Clud），会址在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说是‘上海信鸽俱乐部’，可不给上海（当地）养鸽者参加，理由是‘上海的信鸽不够水准’。所以，上海的养鸽者叫它‘西人信鸽会’了。…李梅龄和黄钟、郭子颐、周昌善也知道不是他们的对手，决心引进欧洲鸽子和西侨一决雌雄。”

理念—“制夷”为核心的洋务思想

1920年后，“德先生”“赛先生”的再次倡导下，洋务思想早已蔚然成风，李梅龄医师显然深受该思想影响，并展现了广东人富于包容善于接受外部思想勇做开放改革先锋的传统，《上海信鸽科研通讯》负责人张正祥如下回忆：1969年阳春三月（拜访近80岁高龄的李梅龄）…他（李梅龄）对我说：“我有一位在同济大学比我低一年级的同窗好友，名叫梁俊卿，于1926年出洋到德国汉堡大学留学。因我一生酷爱信鸽，当时的上海，洋人信鸽压倒华人。要争这口气，先要了解西方的方法。想到正在德国的梁俊卿同学，想通过他购些德国信鸽方面的书刊。我写信请他帮助，不久他从德国汉堡寄来了上下两册《德国信鸽竞技饲养法》，是由德国军鸽研究所编著的。我细心地阅读，使我大开眼界。知道了要出成绩，选好种鸽是第一位的。…谈到这里，转身到床边一只书架上拿了两本精装外文书说：‘这样吧，我把这两本书借给你，你去把它翻译成中文，其中的内容非常好，我早期在自己写的手稿中，也吸收了这里面的内容…我双手接过这两本书，连声道谢，当时签了一张借条，交给李医生。…正巧会员中有一位精通德文的鸽友，委托他用半年时间把上册译成中文。后来，我把已译成中文的上册准备刊登在《上海信鸽科研通讯》第八期上…由高俊华委托一会员刘XX加工印刷。可惜，当时正处‘文革’时期，又加上纸张紧张，一时无法出版。经过一段时间耽搁，最后连原稿都找不到了。”

鸽界老前辈郭子颐回忆：“李博士在抗战时期专门写了一本关于养鸽的选种训练及交配传种方法的著作，详细的记录了他养鸽的经验。他是写在香烟壳子上的，用棉纱线订了一大本，…他要把手稿给我，我不敢留下这本珍贵资料，现在就不知去向了。”

据此可知，后人只道李医师最大成就在于引进德国鸽和培育了李鸟，却忽略了李医师引种之前通过梁同学先行引进了《德国信鸽竞技饲养法》，在研习和了解了洋人的赛鸽科学训养配育技术后才决定引进洋种，之后，又结合自己“洋为中用”的实践“写了一本关于养鸽的选种训练及交配传种方法的著作，详细的记录了他养鸽的经验”，“以夷之长技以制夷”，为一代名鸽的形成发挥了无可估量的作用，也说明李医师的成就并非完全靠自悟和天聪，而是站在巨人肩上走捷径所得。

行动—以夷制夷

“（李医生）有个内弟在国民党政府驻德国公使馆当领事，委托他在当地买一批鸽子。时隔一年（1930年），一位印度籍的远洋轮水手送来10只鸽子。” 其中一对固耐德国军用鸽还在途中生下一只蛋，这只“轮船蛋”孵出的鸽子，就是后来名震中外的天津冠军鸽“759”的母亲。除2羽比利时阿亨约细夫.密勒系（0902-29-934雨点、0902-28-848雨点）转让给黄钟外，其它的成为李先生创建“李鸟”的基础种鸽。这些“德国鸟”大多是1000公里比赛中获得前3名的子女，其中一羽本身为欧洲冠军。“这条消息来自一家德国赛鸽会办的《鸽报》。在《鸽报》上的这篇报道说，一羽欧洲冠军鸽由中国李梅龄博士购得。”

赛绩—种瓜得瓜

1930年初，李梅龄同“西人信鸽会”会长巴斯固尔洽谈参加信鸽会事宜，李梅龄、黄钟、郭子颐、周昌善、欧阳惠民和陈其惠等5人，同时加入“上海信鸽会”。李医生精心培育的“德国鸟”在比赛中锋芒尽露，1932年获当年幼鸽赛常州冠军，1933年获南京冠军等。1936年，在理事长巴斯固尔的提议下，决定进行一次空前的长距离飞天津（950公里）比赛。杰克逊依仗自己的英国名品洛根系和白克系，认为长程赛是他的强项，美国人罗根的鸽子，是比利时名种司带沙系，长程赛所向无敌，其他如巴斯固尔和尤斯德司等人拿最优良的赛鸽，都想在这次亚国际性比赛中一显身手。6月9日（星期日）在天津开笼，归巢6只，李梅龄囊括了前5名，“759”飞了12个小时，率先而归，杰克逊的白克系得了个第6名是第3天飞回的，此役宣告了西侨一统天下的局面一去不复返，巴斯固尔亲自为“759”拍了照并在相片背面亲笔签名。

李鸟—德意志血统的中华名鸽横空出世

顾澄海等前辈通过查阅当年的《上海字林报》、《申报》、《新闻报》等原始资料，单是1932—1935四年间，不完全统计出李梅龄参加各项竞赛75次，比赛最近距离87公里（苏州），最远距离950公里（天津），获得第1—5名的奖项124个，其中冠军32个，亚军28个。令国人瞩目的系列赛绩以及突出的遗传特性，标志着中华名鸽李鸟的横空出世，它的诞生比以后的汪雕、G绛等其他中华名系早了近30年，子孙遍布神州，影响至今未了，也证实了培育李鸟的成功公式：优秀洋鸟+先进洋技+李医师。

结果—功成名就

“有一件事李医生无法推辞，那就是上海信鸽会中的中西会员们，一致推选他担任会长。这是经过多年的考验以后，使鸽界逐渐认识了李梅龄，实现了这件顺理成章的好事。巴斯固尔心悦服地把鸽会的大印移交给了李梅龄，黄钟和周昌善以副会长的身份协助李梅龄工作。‘上海信鸽俱乐部’正式更名为‘上海信鸽会’。如果明末的广东民间竞翔的佛山‘飞鸽会’是不是信鸽组织，还有待于考证的话，那么30年代的‘上海信鸽会’，（则）是我国现代赛鸽史上第一个信鸽组织。”

榜样—李医师的影响力

    （1）名动军方

    国民党军政部在重庆也有个军鸽基地，曾下发过一个《奖励民间通信鸽繁殖及征用办法》，对成都、重庆地区的养鸽起着推动作用。抗战爆发，国民防部为解决作战部队通讯，建立一个军鸽场，国防部部长何应钦亲自具函李梅龄捐献良种信鸽，李得知为抗日，即捐出10多羽优秀1-2岁龄种鸽，其中一羽“SHC1263”墨雨点三年后从重庆飞回上海。

    （2）华夏掀起引进洋鸽浪潮

“第一批是欧美等西方侨民直接带来的优良品系。据不完全统计，1930-1937年，每年带入我国的优良种鸽有数十羽；李梅龄等上海鸽界四大元老，1931年前后从比利时，德国引进了数十羽。1931年上海《新闻报》馆从欧美引进良种数十羽等。第二批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日本在中国各地的军鸽，被中国军队接管后向民间拍卖。其中南京阴阳营日俘军鸽3000羽，还有苏州地区、东北地区等日俘军鸽，也都纷纷流入了民间。第三批是抗日胜利后至解放前夕，有部分信鸽爱好者欧美引进数十羽优秀种鸽。如1947年上海的蓝春霖教授从美国引进斯达沙等十羽，上海的王福源、张亮舒、李祖光引进了美国西翁系（海茨门西翁）十多羽，1948年李声洪从比利时引进30羽，因为血统书被毁，所以鸽界统称为‘培尔琴’（比利时的译音）”。

苏州也受到上海的影响，当时上海信鸽会有位会员是苏州人，他在苏州老家建有一座“洋鸽棚”，养了一批“洋鸽”的后代。

“解放初期上海曾引进几十羽美国‘西翁’、‘华普利’品系和改革开放初期少数鸽友从日本等国引进少量优良种鸽。”

    （3）“洋为中用”育名鸽

    优秀洋鸟+先进洋技+李医师的“洋为中用”培育优良赛鸽的模式被广泛模仿，如源于日本鸽、德国鸽、赛阳鸽，出自王远静、丁培新、王福元、吴桂贞四位前辈的“三国四方”的“上海吴淞鸽”；高家兄弟用天落洋鸟“海斯门”西翁和“斯带塞”培育出来的高家绛；以及杨登元为代表的中国西翁，可谓“同道同归”。

    （4）克隆模式—各地赛鸽组织及活动如出一辙

赛项：李大师时期开始实行的单一长距离、超长距离赛几十年如一日，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九十年代。

组织与活动模式：李大师时期形成的以赛事组织为工作中心的信鸽活动模式，延续到上世纪九十年代。

历史评价—六个第一

综上研究，顾澄海前辈终于在《一代天骄李梅龄》中用“三个第一”盖棺定论李梅龄：

他，我国引进欧洲名系的第一人；

他，开创了长程竞赛并获得冠军；

他，创建了（中国）现代赛鸽第一个协会。

可是，非常遗憾，百密一疏，顾前辈起码遗漏了以下至关重要的几个“第一”：

他，中国现代赛鸽运动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他，掀开了中国现代赛鸽运动第一页；

他，培育了李鸟—中国现代第一个赛鸽名种，是开宗立派的第一人！

“六个第一”显示李医师揭开了中国现代赛鸽运动的序幕，其“洋务活动”如同丝线和提纲贯穿中国现代赛鸽运动早期阶段，也为自己竖立了中国现代赛鸽运动开拓者、旗手、先锋、奠基人和祖师爷的丰碑，刻下了永难磨灭的墓志铭。

综上所述：

①     李医师“无意插柳柳成荫”，不经意间充当了中国现代赛鸽运动的先锋和旗手，引领中国现代赛鸽运动走过了半个世纪，其历史地位、影响和贡献达到了“前无古人，后人难超越”的地步，以致今天的中国现代赛鸽运动历史研究绕开李梅龄则无从落笔；

②     以李医师为代表的中国现代赛鸽早期运动局限于鸽种、鸽技、赛鸽活动形式等技术层面，未能从根本触动和解决赛鸽活动性质、组织体制、法制建设等上层建筑问题的历史局限表明，1984年中国信鸽协会成立之前的中国赛鸽活动，实际是一场“洋务运动”；

③     正是这场鸽界“洋务运动”，为1984年中国信鸽协会成立后的改革开放，以及1997年加入国际鸽联后真正的全方位发展积淀了深厚的思想、理论和现实基础，引动了21世纪后中国现代赛鸽运动的迅猛爆发。

诗云：独珠之龙抖擞精神试作雏兽轻吟，山中无虎或宜嬉戏浅潭自封老大。

左点睛—1984年后—赛鸽运动上层领域的根本性变革，是本时期的主轴和基本动力

1984年中鸽协成立后，借开放改革东风，中国现代赛鸽运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回顾》总结了八点：

    ·各地普遍成立信鸽协会

    ·制定规程，改革赛制，组织全国性比赛

    ·总部迁址，加速发展

    ·加入国际鸽联，参与国际比赛

    ·大批引进名种名鸽，提高我国鸽群质量

    ·催生了一个产值可观的信鸽产业

    ·鸽界爱心，回报社会

    ·国际交往

以上八点整理可谓“忠于历史”，客观反映了本时期的基本事实，但在笔者看来：流水账式的记述，多了罗列，少了提炼和归纳，显得中心不突出，总结不到位，大有隔靴掻痒之感。

依据历史回顾，笔者认为1984年后的中国现代赛鸽运动超越了鸽种、鸽技的技术层面，而集中在运动性质、组织结构、法制建设、与国际接轨等上层领域的开放改革，主要体现六个方面：

    · 明确运动性质，完善运动组织—成立中鸽协，建立建全各级组织，明晰部门职能

    ·规范行为—系统化、法制化

    · 肯定“洋务精神”，坚持对外开放，与国际接轨—加入国际鸽联

    ·赛鸽运动市场经济化—商业化、博彩化

    · 海纳百川，百花齐放—改革赛项

    ·运用最新科技—设备、信息、运动管理现代化、科学化

具体如下：

  （1）明确运动性质，完善运动组织—成立中鸽协，建立建全各级组织，明晰部门职能

1930年至今，中国鸽人由浅入深地意识到：中华赛鸽能否定性为体育运动，并正式列入体育项目，对活动的生死存亡、纵横发展及融入国际社会具决定性意义。

休闲活动而非体育运动的活动性质，首先合法性得不到坚挺和最高层面的认可，“山寨版”者，轻者受歧视，重者“生命”岌岌可危；其次，活动不能规模化，活动水平也难以提高，不可能在世界鸽坛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只能维持它偏安一隅的小打小闹。

信鸽活动跨入体育运动领域，是悦愉身心为主的消闲活动向体育竞技运动的本质改变，它依照体育运动规律、规范和方式运行，透过比赛和竞争争第一、争超越，体现人类增强健康开发智慧和向上奋争不断进步的精神。由“活动”上升为“运动”，是每项“活动”高级别的转变，反映了活动规模、管理模式、活动标准、活动方式、职业程度出现了更高、更严格的要求，也反映了人类每项“活动”发展的必然规律和现实需求。中华信鸽的发展也不例外。

《历史回顾》集中记录了当时中国信鸽最好基础的上海及华东地区表面为政府各级及领导的审批活动，实际却是中国鸽人的奋争历程：

·  散兵游勇—1949年前，政局动荡，赛鸽活动（包括各项体育运动在内）挣扎开展，没爹没娘，自娱自乐，自谋生路。

·游击队—1950年—1984年，先是规定在公安局登记备案，后由花木公司或体委代管（挂靠）。

1950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为加强对信鸽的管理，制订了《管理信鸽暂行规则》，共有9条18款。其中第1条：“为确保本市治安，防止利用信鸽搞非法活动，为维护饲养及经营买卖信鸽者之正当利益起见，特制定本规则。”规则规定，经过登记，按100羽以上、50羽至100羽、20羽至50羽、20羽以下的饲养数量分甲、乙、丙、丁4等发给《饲养信鸽许可证》。

1963年底，上海市副市长石英指示，上海信鸽划归园林管理处领导，统一成立协会。1964年10月，四个鸽会合并成立了由园林处花木公司领导的上海市信鸽协会。

1964年（武汉信鸽协会、武汉东南信鸽协会、武汉和平信鸽协会）三会统一合并为武汉市信鸽协会，划归市体委国防科领导。

1961年，国家体委正式把信鸽竞翔列为陆上运动项目。1962年元旦，经批准隶属于体委领导的第一个鸽协——无锡市信鸽会成立。

1979年第四届全运会组委会副秘书长带领导接见了（参加司放彩鸽的）各地鸽协和司放的同志，并讲话说，中央领导看了大会放飞很满意；国家体委很重视信鸽工作，考虑成立全国信鸽协会，国家体委主任王猛还给有关省鸽协发了奖。这次放飞，也使信鸽运动正式与体委挂上了钩，为鸽协的归口管理打下了基础。放飞的成功，预示了成立全国信鸽协会的工作开始起步。

·正规军—1984年中鸽协成立

1982年3月6日，国家体委（82）体群字22号发出“《关于同意由上海市体育分会筹建中国信鸽协会的函》”，“同意在上海市体育分会领导下，由上海市信鸽协会邀集各地信鸽协会推派的代表，制订章程，选举领导机构，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审批，会址暂设在上海。”

上海市鸽协于1983年举办全国首届信鸽邀请赛，并在3月和11月两次邀请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的57位体育界和信鸽界代表，共商邀请赛和筹建中国信鸽协会的有关事宜。

1984年12月6日，在上海展览馆召开了中国信鸽协会成立大会，来自全国各地76名代表出席大会。大会由国家体委群体司副司长招务雄主持，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钟师统作报告，通过了中国信鸽协会章程，选举了领导班子。常设机构设在上海。

中鸽协成立，中华赛鸽正式定性为我国体育运动项目，列入第073项，归口国家体育总局指导和监督管理意义重大，标志着向体育运动转型的基本完成，是中国现代赛鸽运动的真正解放，中国鸽人可以名正言顺昂首迈进。体育运动的定性也改变着中国鸽人在赛鸽领域上的思想、理念和实际操作必须按照体育运动的精神、规律、规范进行。

随后，按中央、省、市、县政府式的建制逐步建立各级赛鸽协会，并把信鸽协会赛事组织者的单一功能，扩充为活动管理者、法规提案建议和执行者、活动指导者、运动争端裁决者、监管者等，并据此完善协会组织结构和部门，配置相应的管理人员，并规定了组织的选举形成方式等。

    （2）规范行为—系统化、法制化

先后制定了《中国信鸽协会章程》、《信鸽活动管理办法》、《信鸽活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信鸽竞赛规则与裁判法》、《中国信鸽育翔师专业技术等级制度（试行）》、《中国信鸽公棚竞赛管理暂行规定》、《中国信鸽公棚信誉等级评选办法》等信鸽活动基本法和一系列配套法规，在中国信鸽史上第一次系统地通过法制方式规范和开展赛鸽活动。

    （3）肯定“洋务精神”，坚持对外开放，与国际接轨—加入国际鸽联

1997年1月，我国加入了国际鸽联，走出了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的重要一步，标志着中国鸽人以全球视野前瞻和开展赛鸽运动，是对赛鸽洋务精神的继承和推进，是进一步打破闭关自守融入世界的二次进步。

国际鸽联代表大会的权力机构，主席、司库、执委的管理机构，以及运动、标准、兽医、章程、青年、团结基金、排名大奖赛等7个单项委员会的组织形式为中国赛鸽组织机构建设如何国情化带来了新思考和改革，国际鸽联主办的“世界信鸽锦标赛”、“世界信鸽排名大奖赛”、“奥林匹亚品评赛”三大主要赛事，也影响着中国赛鸽运动的开展。加入国际鸽联，为2000年后的中国赛鸽运动带来了立法高潮。

    （4）赛鸽运动市场经济化—商业化、博彩化

随着国际接轨和改革开放步伐的深入，中国体育运动计划经济模式出现了重大改变：体育运动市场经济化，标志为运动商业化、博彩化，出现了体育运动职业个体户和经纪人现象。中国赛鸽同步于中国社会市场化经济的波涛浪涌之中。

常态化了的运动商业化、博彩化解决了体育活动资金掣肘矛盾，推动了各项运动的普及，极大地激发了参与者的热情和斗志，以及提高技术水平的积极性并推进了职业化进程，迅速扩大了运动基础与规模，加速了运动质量的整体提高。

    （5）海纳百川，百花齐放—改革赛项

一改过去长赛、甚至更像破坏性试验的超远程单一赛项，与国际接轨兼顾短、中、长、多关赛、对抗赛、锦标赛、排名赛、品评赛、公棚赛、当年幼鸽赛，以及各类指定赛、花式赛、登记赛、通讯赛等名目繁多的辅助赛项。在满足鸽友需求的同时，最大化地扩大了赛鸽普及程度、运动基础和活动规模，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繁华兴旺蒸蒸日上景况。

    （6）运用最新科技—设备、信息、运动管理现代化、科学化

现代最新科技运用常态化，如普及和审核指定使用电子记时鸽钟、GPS定位技术与电子扫描设备、训赛专用鸽车等；完全电脑系统管理、借助网络信息化；鼓励民间企业或个人开发新技术和参与信息开发；鼓励和推动赛鸽运动保健用品、药物的研发和正确运用等。

六大主要改革结束了1984年前中华信鸽闭关自守、形势不明、处境不清、活动杂乱无章、组织松散、性质模糊、宗旨缺失、缺规少法、活动形式（赛事）单一，包括种、育、养、训、赛、鉴、药物与保健用品等赛鸽现代科学知识和现代技术与国际脱轨，全面落后于国外传统和先进国家的现状，出现了世人有目共睹的喜人局面：中国赛鸽活动规模迅速扩大，信鸽协会、俱乐部等大范围复盖内地城乡，全国注册会员由3万多人猛增至超过30多万，跨省跨市以及跨国比赛已成常态，出现了世界级的类似海霸王式饲养过万羽优良赛鸽的育种中心，一跃成为全球最大赛鸽王国，吸引了大批台湾、欧美名家和赛鸽团体来华参与活动，在世界鸽坛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赛鸽活动质量与水平快速提高，甚至可与世界赛鸽强国分庭对抗。

中国赛鸽历史发展表明：中国鸽友是中国赛鸽历史的创造者和活动主体，他们不赞成中国现代赛鸽“复兴”到纯粹休闲娱乐、活动散乱、无规无法的早期时代，也不同意“再现”自以为赛鸽“天朝大国”，孤芳自赏、抱残守缺、夜郎自大的“雄风”。他们清楚，那个单一赛项个体户式的活动年代不可能容纳30万人的规模，单调的活动如同它沉闷和发展停滞的落后历史，无法推动赛鸽运动走向现代化和强大，它的历史价值更多是提示现代中国鸽人，不仅技术层面，我们更需要一个可以使中国现代赛鸽运动持续发展的顶级平台，坚守“民本位”，坚持“洋务精神”，持续开眼看世界，摒弃只顾自“家”的“小家”风范，全面学习美国人的全球观、主导观，通过改革使自己保持高速发展并长久位居世界前列。

世人终于看到，中华赛鸽之龙，已由浅滩跃归大川，它振奋精神，一路呼啸，播云施雨，倒海翻江！

诗云：双炯巨龙昂首长吟势冲霄汉，凤舞虎随傲视环宇终见王霸。

巨龙真容：中国鸽友是巨龙的舞者，

开放改革是中国现代赛鸽运动的唯一出路和根本动力

    点睛后的巨龙真容尽显：中国鸽友创造了中华信鸽千年历史，一直辛勤和满怀希望地耕耘着这块“土地”，他们是中华赛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活动主体，群策群力地舞动着中国赛鸽运动这条巨龙，许多人甚至付出了毕生心力。而中国现代赛鸽运动，无论早期阶段，还是现阶段，“开放”和“改革”凝聚着巨龙的“精气神”，它始于李梅龄，建基于技术层面，而成于集中上层领域的全面和综合变革，改革开放使巨龙舞动的生机勃勃精彩纷呈。它同时是一部开放改革史，指明了尤其是上层建筑的持续开放改革是中国现代赛鸽运动做大做强保持“进化”的硬道理和必由之路。

    据此，归纳如下：

  ·中国现代赛鸽运动的历史使命——实现对欧美发达国家的全面超越并长久占居世界前列。

  ·中国现代赛鸽运动的主体和对象——中华信鸽爱好者。

    为此，须确立体现赛鸽群体运动的民生（赛鸽运动的现状、生存与发展）、民主（体现鸽友主流意见、要求和思想）、民权（围绕民意施行管理和运用权力）的“民本位”思想和行为准则。其间，有如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同志在2012年5月9日中共广东省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指出“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的精神，中国赛鸽运动的领导层以及全体中国鸽友都应清楚明白：作为运动主体的中国鸽友享有追求幸福赛鸽的权利，维护并发挥好他们建设幸福赛鸽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尊重他们的首创，让他们探索自己的幸福道路，尤其需要破除中国鸽友幸福赛鸽是政府或中国赛鸽运动管理机构恩赐的错误认识。

  · 中国现代赛鸽运动的动力——保持竞争精神，赛鸽运动上下各级团结一心，以全球视野继续开放改革。

  ·中国现代赛鸽运动的努力方向——继续建全体现体育规律与“三公”精神、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制化、科学化、现代化赛鸽运动体系，努力完善确保中华赛鸽运动持续高速发展的活动平台。那样，“铁打的营盘”自然能够游刃有余应付“流水的兵”，保持“军队”长胜。

    一句话，以民为本的开放改革是中国现代赛鸽运动的“葵花宝典”、“九阴真经”，它揭秘了“经”“典”真髓：

    天下武功，惟变不破！

美玉有瑕：中国现代赛鸽运动改革开放的缺憾与不足

    1930年起，广大中国鸽友、德高望重的老一辈养鸽人，以及鸽界、体育界、政府各级人士共同携手，为中国现代赛鸽运动的普及发展和后来的开放改革做出了重大贡献，同创出当今赛鸽运动有史以来最好时期，尤其中鸽协成立后，可谓成果累累。但正如前人所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摆在中国鸽人面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譬如打开中国体育运动官方网站中体网，信鸽活动的新闻、报道、短讯、法规等资讯全无踪影，显示了中华赛鸽在中国体育界影响小，地位低下，未够资格进入体育主流项目，因而很难不让人对其脆弱现状及生存空间产生不安和焦虑的同时，反映了中国现代赛鸽运动与中国社会的改革过程一样，存在诸多不可避免的缺憾与不足，并非太平盛世一派歌舞升平。

    鉴此，笔者认为赛鸽运动要想进入主流体育项目，首先必须抓住“规模、质量水平、影响力”三重点，积淀到一定程度，方可水到渠成。
 
    其次，赛鸽被喻为“穷人的玩意儿”，是最草根的群众性体育运动之一，协会、俱乐部等是群众性社团组织，活动主体又为高比例的草根阶层，因此，任何建制、立法、管理均不可脱离群众，须树立反映赛鸽运动的现状、生存与发展的“民生”，体现鸽友主流意见、要求和思想的“民主”，和围绕民意施行管理和运用权力的“民权”的赛鸽运动“三民主义”，坚持“民本位”思想，运动方可充满活力并健康发展。

    但与“民本位”相反，当前的中国赛鸽活动，疑似不少“官本位”表现：

    例如：《信鸽活动管理办法》第六章对外交流第二十八条：“未经中国信鸽协会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与境外的信鸽组织进行联系组队出访、参加比赛活动。”

    在《信鸽活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四章对外交流第三十五条“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中国信鸽协会同意，不得擅自与境外的信鸽组织发生联系，也不允许邀请他们来华访问或从事商业活动”、第三十六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允许擅自与境外信鸽组织联系组队出访、参加比赛和进行对外交流活动”，再次重申、补充和细化了上述规定。

    对此，笔者思疑：

    一来百鸟归林，在林中迎风群舞，本是森林法则，“以个人名义参加境外比赛”须经最高层中国信鸽协会批准，和无论赛鸽的普通技术、活动方式，或了解先进国家赛鸽体制问题都“不允许个人进行对外交流活动”，否则判定“擅自”和“违法”的规定，会不会被理解成“鸟笼政策”？中国鸽友是“鸟”，各项法规是“笼”，中鸽协是“主人”和“饲养者”，让喝就喝，让吃就吃，让唱就唱？与“他”本是生活在大自然的鸟们推举出来的“鸟头”本意南辕北辙？作为运动主体的中国鸽人开展幸福赛鸽是否存在“反主为客”被恩赐？

    二来或因笔者孤陋寡闻，只道特殊领域和行业之外，开放改革后的中国政府从不规定中国企业家、中国商人和他们的机构须经中国政府批准方可与外国企业及商业机构交往，因为那本是开放性的市场经济国家正常的商贸活动。相比之下，“须经中国信鸽协会批准”的规定的理由和依据是什么？会不会把中鸽协置于中国信鸽运动的超级“政府”的地位？这一规定是不是存在没有分清“有组织的群体活动”与“政府”行为之间的区别，并以体育计划经济时期的“习惯”，在“官”意主导下不自觉地运用了“政府”式的行政手段来管理体育市场经济时期的群众性社团活动？

    三是假如上述规定存在“官本位”与不合时宜，是否说明针对中国赛鸽运动法规非“民本位”和过时内容的修订势在必行？同时，是否应该思考，这种全体鸽友必须遵守和执行的“民主”之规的形成，有否透过“习惯性”的“非”民主的立法程序得以产生？

    又如，中国赛鸽公棚管理法规规定，各级信鸽协会是相关公棚的监管单位。众所周知，监管是一项职权，同时也是一门技术，制定和运用合理、合法和可操作性的方法有效实施和完成监管，确保商业机构公棚和鸽友利益获得双赢，是法规规定中鸽协或各级监管单位必须完成的工作和职责。事实却不尽然，不时看到媒体报道，包括最高层在内的公棚监管单位与公棚经营者发生矛盾时，“榜样式”“习惯性”一纸公告宣布中止监管，先脱自身，把众多参赛鸽友当孤儿抛弃，置善后于不顾。如此做法，人们会不会说：“要权不要责”，“原来不作为可以这样强势和堂而皇之！”

    再如，不久前发生了关心鸽界上层大事的普通鸽友在中鸽协年会上主动申请发言，被视作“上访者”斥为“突然袭击”的事件。笔者并非讨论产生“刁民”的土壤或许同样也会产出“刁官”，而是思考：如果坚持“民本位”思想，民意得到充分抒发和重视，并建全了沟通渠道和处置程序，这种事情是否还会发生？同时，又是什么东西使领导层直面基层民意之时缺乏预案、心理准备、包容心、度量和胸襟？是什么东西使本应统一的“官”“民”产生了对立？是什么东西影响着赛鸽运动的和谐和幸福开展？

    笔者认为，理论上说，上述事例反映了中国现代赛鸽运动开始出现“创新能力弱化”的困境：在强赛鸽“政府”+弱赛鸽“社会”的模式下，赛鸽运动种种功能不能回归“赛鸽社会”来承接，而由强势“政府”包办，而“政府”官僚的天然行政化、功利化倾向，使得赛鸽运动尤其上层领域的各项功能受行政化官僚约束，运动利益多元化不能通过民主的“赛鸽社会”来调节。犹如“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运动创造力轻则消极、弱化，重则被扼杀，产生矛盾和冲突，阻碍了发展，甚至引致停滞和倒退。

    因此，中国赛鸽运动各方人士尤其领导层有必要认真反思，适时审视中国现代赛鸽运动在体现中国鸽友幸福赛鸽，完成对欧美先进国家的超越和长久位居世界前列的过程中，各方各面的工作是否存在错位、越位、缺位。

    可以说，中国当前社会官衙作风、与民争权、与民争利、利益格局、贪污腐败、营私舞弊一类弊端，体育界、赛鸽界难以独善其身，看官不会不闻不问不质不疑，作者很难不是不非不谈不论，相关部门和人员也不可不视不察不改不变。但终因此议题政策性强、课题大、专业、敏感、复杂，虽具现实意义却又极具风险，偏宜专题研讨，不适合本文展开详述而暂且打住。

    有云：鲁班门前弄大斧，但求无过惟辛苦。

    回想华夏各地民间逢年过节为龙头狮首点晴，点晴者不求德艺双馨，但求清正无邪或德高望重，草民身处草根，人微言轻，两相欠缺下自荐点晴，错失在所难免，故不当之处，刀琢斧正，无任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