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中国鸽界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中鸽协身上，这是注定要落空的。一个主抓公棚事务的谢氏，即使混迹江湖多年，也无力改变公棚业的乱象。这么说有点儿悲观，因为与我们这样一个信鸽大国的发展趋势相悖，但中国鸽界的现状的确让人乐观不起来——在禽流感影响下，中鸽协除了下发两纸有关国家赛观望和取消的红头文件，自始至终连个屁都不敢放。在此背景下，发生在沈阳的强拆鸽舍事件，更容易让我们顾影自怜：作为“娘家人”的当地鸽协恰似缩头乌龟，转而一想，其实也难怪，类似事件发生在各地并不鲜见（在此不涉及原因），有哪个地方的鸽协出面为会员说话了？

当我们自身的权益遭受侵犯之时，我们怎么来保护自己呢？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安徽蒙城一个区区县级鸽会，却能在社区通知要对会员的鸽舍进行“灭杀”之际，挺直腰板，站出来为自己的会员进行维权，让人为当地鸽友能有这样勇于担当的鸽会领导而竖起大拇指，同时也为那些一事当前甘愿做缩头乌龟的市级鸽会而汗颜。

当今中国鸽界的管理现状，就是死水一潭，改革动作几乎没有，各省市体育局管辖下的鸽协，把足环牢牢控制在手里。中鸽协出台一个无甚新意的“足环管理试行办法”，在网上也是骂声一片。一枚成本只有几毛钱的足环，加价几倍卖到会员手里；一副电子扫描装置，只有一个牌子的产品，没有可选择的余地，其配套足环7元一个，还经常损坏失灵；赛制说变就变，如同儿戏。对此不能不令人心生疑窦：足环生产厂家是如何选择的？其价格又是如何确定的？为什么不按市场规则办事，采取公开竞标的方式进行招投标选择足环生产厂家和电子扫描产品，以最优的价格和质量回馈会员？其赚取的资金差价都流向了哪里？赛制的变化由何而来？什么时候能够对得起“群众组织”这个称谓，也听取一下会员的意见？

在一个如此封闭和缺少竞争的体制壁垒里，要想体现民主作风和实现资金运作的公开透明可谓难矣，而缺乏社会的异体监督，政府不可能做到利益完全中立，在垄断的背后则可能是居心叵测的权钱交易。伴随垄断盘剥的低效率，这些成本最后都计入了最终的销售环节，让消费者买单。与此同时，在官本位的体制语境中，某些鸽会领导已经养成了发号施令的习惯，他们更乐于“迎上”而不喜“向下”。

岂止鸽界，政府而非市场主导的资源分配已经主导了中国经济的运行。“大政府、小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依旧是我们当前的国情写照。

“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在一个商业化社会，一切行为都要尊重市场，按照市场规律办事。政府部门所要做的就是维护市场秩序，建立行业规范，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空间，而不是越俎代庖，用行政干预经济。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香港政府回归之后，仍然保持“积极不干预”的管理思路和“社会运行的惯性”，“小政府、大社会”的体制和政策在香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运用，财政支出都要经过立法机构的批准和审核，而不是由最高行政长官说了算。作为法治社会和公民社会的港人懂得，纳税人的钱来之不易，妥善而合理地保管和运用就是对人权的尊重。这种思路有利于减少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控制，防止社会资源被过多占用和滥用。

虽然“一国两制”的港式政治未必适用于内地，虽然其完备的法律体系也不可能完全杜绝腐败现象的发生，但其符合现实的制度设计和发育成熟的公民社会，却能促使政府形成严格的自律，监督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于那些迷恋权力和将权力玩弄于股掌的内地官员，香港的今天未尝不是一个可资学习的样本。

在利益高度分化之今日，众所周知，政府的利益并不自动等于全民的利益。政府只是公共财产的职业经理人，而不是公共财产的所有人，就公共财产的重大处理事项，当然必须首先征询全体公民的意见。

国家保有经营性资产，意味着政府也能做生意。在传统上，这被称为与民争利，是最糟的治国之道。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提到，老百姓总是“耳目极欲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因此治国之道应是“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同理，在足环及电子扫描的分肥中，鸽会吃肉，能不能让会员也喝点汤？

快速的财政增幅，配之以极不相称的公共服务，如果不能给实际推动它发展的民众带来幸福和切身利益，最终也只是资源的巨大浪费而已。早在1985年8月，邓小平就告诫，“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今天听来，这声音振聋发聩。

协会如此，俱乐部也一样。

俱乐部，这一西风东渐的“舶来品”，按说应该是职业化和市场化的代名词，但在“本土化”之后，却沦为鸽协的附庸或类似二级机构，伪职业化和伪市场化使其显得不伦不类。在禽流感发生之初，郑州的赛鸽缘俱乐部就发出了“按照省市鸽协指示精神停止比赛”的通知，武汉的金沙再牛叉，也得听命于当地鸽协。金沙的运作模式值得称道，但也只是从中国鸽界这个水坑里跃出水面的一条鱼，虽有微澜，但改变不了没有“活水”的现实。

话又说回来，不靠中鸽协，我们又靠谁呢？一个手中无甚实权的社会团体，能把一个国家赛办起来并且坚持了数十年，也算是功莫大焉，如此就不要再指望他们像蒙城鸽会那样挺身而出来保护自己的几十万会员。但是，如果中国鸽界的种种弊端不改，管理体制不革新，永远是鼠目寸光的短视行为，那么实现由赛鸽大国走向赛鸽强国的进步只能是夜郎自大、一厢情愿的意淫，朝令夕改、急功近利的游戏做法只会断送中国赛鸽的前途，别说打造什么经典赛事了，可能连经典赛事的毛都打造不出来。不是我们的鸽子不行，而是我们的赛制不行。不学习赛鸽强国的先进经验，不钻研有关业务，没有一点坚持的精神，还想着把赛鸽搞好，无异于痴人说梦。

一个国家赛成就不了中国赛鸽，它充其量是一个彰显政绩，可以往脸上贴金的“形象工程”，在权力美学所带来的众车云集、万鸽齐飞的宏大场面中，相对的权力者得到了满足感。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一方面，我们是世界上信鸽比赛和交易的最大市场，另一方面，我们又缺少可以叫得响的品牌赛事和由此产生的与之相配的名鸽；一方面，我们的公棚业方兴未艾，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为信鸽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可以展示鸽子实力及其风采的平台，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的又是一个弊案重重、乱象丛生的行业，贪欲与理智、权力与权利、欺骗与被欺骗的多重博弈，犹如一幅浮世绘，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多面和社会的复杂。

所有的改革都是在改革中完善，所有的“探路”也都难免踉跄。改革不一定收获掌声，相反却有可能面对激烈的争论和质疑，总会面临一些无法料及的未知因素。改革对于国家命运和人民生活乃至一个行业的生存发展，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需要在历史的长河中去凝视。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处境，依然是当下改革者面临的现实。

中国鸽界要发展，需要从根本上作出改变，不能只靠一个中鸽协。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