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很小的时候，老家的院子里，正房、偏房、南房的房檐上，目之所及全是鸽子。灰色的，灰白的，洁白的，黑白的，大的，小的，一律干干净净，神清气爽。它们瞪着圆圆的很好看的眼睛，或左顾右盼交头接耳，或健步行走独自觅食，或扑棱棱飞起又落下，或叽叽咕咕追逐嬉戏，热闹极了。这些鸽子的家就在老屋的屋檐下，是父亲用秫秸插好，又用泥巴糊起的，以正房屋门为中心向两边延伸，在其上方有二十多个连在一起的方方正正的鸽子窝。

　　这些鸽子有时很安静，有时咕噜咕噜叫个不停。最好玩的，是小鸽子在等待外出打食的妈妈回来喂食。小小的脑袋探出窝来，不见眼睛只露出一张尖尖的嘴。忙碌一天的父亲，回到家不是先吃饭，而是拿着手电，登上木梯，一个窝一个窝地看。他看什么呢？看鸽子们是否全回了家？看小鸽子吃没吃饱？还是看有没有小鸽子又孵出来？

　　父亲在梯子顶端忙碌时，我常常仰着小脸望他的手。我喜欢小鸽子，也喜欢宝贝似的袖珍鸽子蛋。我巴望着父亲能送我一颗。有时父亲就真的从窝里掏出一个温乎乎的蛋递到我手里，说小心啊，别摔了。我赶忙接过来，双手捧着仔细端详，直爱到心里去。心想这么小的蛋，里面有黄吗？

　　在我七八岁时家里翻盖房子，房檐下那一溜鸽子窝，跟老房子一起一夜之间不见了。父亲把鸽子们弄到哪里去了呢？这个想法我一直没有敢问。

　　新房子盖起来后，鸽子窝没有再垒。这时，妹妹、弟弟相继出生。父亲更忙了。

　　父亲不到两岁时，他的父亲离家出走再没回来。那是一九四〇年，冀鲁边区抗日的烽火烧得正旺。孤儿寡母的日子，让父亲早早挑起家庭重担，他勤劳而且上进，可三次要求入党都没能遂愿。第一次被告知有历史问题，怀疑多年没有音讯的爷爷是去了台湾。

　　第二次要求入党被拒之门外，说父亲跟富农划不清界限。我们家本来是中农，再跟富农搅在一起那还了得？后来听父亲说那个富农成分的大爷，当年在河上救过他的命。那段时间，父亲收了工就往三爷爷家跑，那是他的一个本家叔叔，党员。母亲以为他去诉苦，就问，一待大半夜你们都说些啥呢？父亲苦笑，不说啥，看他养的鹁鸪。

　　父亲第三次要求入党没有被批准的理由，是说他搞投机倒把。关于父亲的这段历史我就比较清楚了。我们全家九口人，挣工分的只有父母亲，分的粮年年不够吃。父亲不能看着全家老小挨饿，就从集市上买回小猪崽，再和自己家老母猪下的崽放在一起，用自行车驮到天津郊区去卖。

　　生活上的艰难困苦自不必说，政治上的磨难令父亲难以忍受。可要强的父亲一句也不多说，他把他的心事、他的重负统统托付给鸽子。在中午或者傍晚，收工回来的父亲常常坐在门前台阶上，向远处高处望着。如果有一两只鸽子从院子上空飞过，他就站起来，兴奋地打着口哨，追着鸽子的背影不转眼地看。父亲是羡慕鸽子自由的天性和拥有阔大的天空吧？

　　我常想，父亲瘦瘦的身躯，骨头竟是那般坚硬。父亲走路始终仰首挺胸，如今也是。

　　哥哥要入党了。他把表格从学校寄回家，父亲高兴得就像自己入党一样，顾不得吃饭，骑上自行车去亲戚家，写政审材料，盖公章。一趟办不利索，接着返回去第二趟、第三趟。我和弟弟入党，父亲同样欣喜若狂。

　　父亲从一养鸽人手里买下一只受伤的信鸽，在他精心照料下一个月后痊愈了。那些天父亲很快活，走路带着风，出出进进哼着小曲。母亲见他常和鸽子嘀嘀咕咕，头对着头，眼对着眼，一待就是老半天。奇怪，他们都说些啥呢？在一个晴朗的日子，父亲将体肥毛亮的鸽子载到国道边放飞了。

　　七十多岁的父亲，鸽子梦又复活了。他在院子的一角拉起铁丝网，搭起三层楼的鸽子窝。父亲坐在台阶上与鸽子对视交流；走进去看看这个，摸摸那个。隔段时间，就用摩托车载到开阔的田野里、国道旁，或者是渤海边去放飞。常常是父亲到家时，那些懂他心思的小精灵，较他之前就撒欢儿似地飞回家了。

　　五月的一天，我给父亲打电话，手机里传来他愉悦的声音，还带着湿漉漉的海腥味，他说我在埕口呢。去埕口干什么？父亲在电话那头笑了，放鹁鸪。父亲的话，把我一下子拉到百里外的渤海湾畔。夏日的海风吹动着天上的白云，湿地里的芦苇、柽柳、红荆高高密密地耸立着，浓绿着，组成“海上大森林”；大天鹅、丹顶鹤、东方白鹳、灰鹤、海鸥、红嘴鸥等大大小小的水鸟，或在湿地里漫步，或在海的上空盘旋；东方白鹳筑在电线杆上的巢，像大朵大朵盛开的白花；远眺入海口的黄河，蜿蜒逶迤，像天河，像巨龙，像赭黄色的绸带。父亲呢，戴着头盔坐在沧浪石上，轻轻打开鸽笼，跃跃欲试的鸽子们，扑棱棱扑棱棱，浴着海风飞向辽阔的天空。父亲的目光紧紧追随着，投向高处，投向远方。

　　此时，我耳边响起一首歌：鸽子啊，你在蓝天上翱翔，带去我殷切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