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成都，自古以来人杰地灵，为中国西部重镇和经济文化中心，相对其它地区物质生活条件较好。在辛苦劳作之余，人们也向往平静清闲带几分惬意的生活。川西坝子茶文化催生大量茶馆与茶铺，闲坐吃茶，抽烟打堆，广交朋友，谈天说地，评书川剧，赏花玩鸟，均甚为流行，而“玩鸽赏鸽至赛鸽”活动也是其中之一。很长一段时间，城中心的鸽市香火不断。每到周末人流如织，成都地区的信鸽爱好者，始终坚持自己的这份情怀。

　　解放后的十来年间，由于物质生活相当匮乏，政治运动此起彼伏，养鸽变成了“藏在家里的爱好”，城里的鸽市失去了原来的喧嚣，信鸽放飞成为三三两两的地下活动。等到上个世纪60年代初，生产生活秩序有所恢复，压抑多年的成都信鸽运动，得以走向前台。这个时期成都鸽友大胆尝试放飞比赛，多路突破，奠定了后来赛鸽运动的大方向。

　　文革后期，信鸽运动快速发展，700公里放飞连续获得成功，为拨乱反正后千公里大捷打下基础。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巴蜀大地，省市鸽协于80年代初相继成立。从此，信鸽运动从群众自发活动走向国家承认并管理的正式体育运动，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的10多年，是成都地区信鸽运动非常重要的一段发展史。各级协会相继诞生，会员人数激增，比赛更是组织得风生水起。以上海信鸽为主的国内优良品种被大量引进；在北线东北线出四川翻越秦岭大巴山；至陕西、山西和内蒙古的远程、超远程比赛中，成都信鸽不断刷新纪录，接连取得成功。川鸽“翻山越岭、吃苦耐劳、不死必归”的辉煌旗帜一步步竖了起来，赢得国内信鸽同好的交口称赞。自此，“川鸽”和“川鸽精神”成为华夏鸽坛广泛承认的品牌。

　　协会信鸽比赛从上世纪90年代“万元大奖赛”开始，各类商业比赛悉数登场，比赛竞技性提高的同时，放飞距离也更多集中在500-700公里范围。同时，外籍速度鸽被批量引进，极大推动了本地信鸽运动在速度上的提高。成都地区首个赛鸽公棚同样出现在这个时期，此后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迅猛，会员参与热情高，比赛竞争力度大，奖金节节攀升，“速度”成为新的追求目标。

　　进入新世纪，在延续常规赛的基础上，协会信鸽运动先后诞生了“特比环”和“寄养棚”等赛制，比赛进入专业化和职业化阶段。当前，成都地区信鸽协会注册会员近万人，市鸽协每年发行足环40余万枚，单场联赛最大参赛数量超过3万羽，每年联赛参赛总数突破6万羽，会员总数接近6千人次，成为国内名副其实最大的城市信鸽比赛舞台，放眼全球也首屈一指。

　　时光任苒，沧海桑田。从上世纪初到今天，成都地区信鸽活动已经走过百年。在这百年历史长河中，每个时代都有耀眼的明星鸽人和冠军鸽子。无论历史有没有记载，那些骄傲的鸽人和他们的爱鸽，都曾留下过自己的时代痕迹。鉴于成都信鸽历史文献的缺乏，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文献资料空白，以时间为脉络为成都百年信鸽历史留下文字记载，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事。

　　自2015年以来，我们搜集过去40年的鸽文鸽刊，并对老一辈鸽友会员面对面采访，力求在点滴回忆中，勾勒出成都信鸽百年的大致轮廓。经过不懈努力，过往数个时代的爱鸽者连同他们的爱鸽故事，而今终于跃然纸上。我们将分期在成都市信鸽协会内部资料中刊发，让广大会员能够对我们这座城市里曾经的“爱鸽养鸽赛鸽者”的经历有所了解，并对他们为“川鸽”这面金字招牌所做出的历史贡献，致以敬意。

　　因时代久远，史料匮乏，所载内容尤其是人名、地名等难免有不准确之处，望各位会员与读者见谅，也欢迎有识之士不吝赐教，便于我们以后刊文中予以修正。

　　在本文的构思和撰写过程中，我们先后以面谈和电话沟通等方式采访过的前辈鸽友，包括已故的严天成、杨锡光老先生和健在的鸽界前辈方文吉、吴家金、钱家礼、康国民、胡文质、周开云、唐家航、刘实等先生。他们大都思路清晰，以严谨的态度为作者提供诸多回忆史料。在此，特对鸽界前辈先生们表示由衷感谢！

从少城到中山公园再到百老汇

　　春秋战国时期，秦灭蜀后，秦国宰相张仪被秦惠王派来成都修建城池。张仪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按照咸阳的规制在成都建起了太城（亦称大城）和少城（亦称小城）。东边大城，郡治，是蜀太守官司舍区域，乃政治中心；西边少城，县治，是商业及市民居住区，是经济中心。二者泾渭分明，不可逾越。

　　清代八旗军占领成都之后，在少城遗址上建立了专供自己居住的内城，为“八旗”营地，专供满族人和蒙古人居住，始称满城。八旗营地内的旗人和城外的汉人均有驯养各式品种观赏类土鸽，其中满人的花色品种鸽有五爪墨凤头、紫凤、洁白观音凤，最具名气。汉族人家大都驯养的是五大类的本地土鸽：一类为青砂眼包括银灰、青灰、二青灰、红麻头；二类为血眼包括大血眼、小血眼、寸颈子、粉血眼、小鱼眼；三类为麻鸽子包括麻金眼、麻砂眼、麻血眼；四类为花品种包括墨结、银结、黄结、缠头花、两头乌、半头红、马蹄花；五类为四川老品系包括灌县的铁麻沙，温江县、大邑县和新津县的青凤头，大竹县的红、白桃沙，什邡、绵竹的连足。

　　清朝中后期的成都花鸟鸽市基本在城西少城至青羊宫附近，其中二仙庵门外楠木林的花草苗圃及鸽鸟市最有名。遍布城里的茶馆，到清末已近400家，吃茶品鸽，成为当年鸽友们逢场最大的快乐。每年9月23日号举办鸽会，以鸽会友，从清末一直持续到民国后期。鸽友们双肩担两头挑圆笼，装了鸽子就来“赶场”。遇到大鸽会，各州各府各县，诸路人马汇聚，几百挑鸽子，三根竹竿上头扎紧就地撑开成三脚架，圆笼装鸽置于架上，供人品鉴挑选。茶铺里人声鼎沸谈鸽论道，鸽市上人流攒动交易频繁，那场面，甚是热闹。

（1911年成都西城青羊宫外二仙庵花鸟市场）

　　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王朝被推翻，作为首府的成都受革命精神鼓舞，各项实业均有迅猛发展，军阀财阀大都汇聚川西，兴实业、办军校、促商业、推教育。同在辛亥年，城中心修建了著名的少城公园，也就是今天的人民公园。少城公园里和青羊宫外二仙庵旁好几个大茶铺，自然少不了鸽友聚会的影子。民国初年鸽友渐多，周边各县各府来赶场赏鸽会友的队伍日渐庞大，鸽市连同鸽友茶铺逐渐向东搬迁。

（民国初年成都老城里的茶铺）

　　成都有很多古老的街道，城中心的提督街算一个。提督街是四川提督衙门所在地，街面宽阔，井然有序。民国初的1917年，在时任靖国军总司令熊克武主持下，当局把原来的提都衙门开辟成一个公园，名叫“中城公园”。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为了纪念他，1926年7月将公园改名为“中山公园”，并在公园内竖立一座孙中山铜像。公园的大门在提督街上，后门出去就是汉阳街，同样原因后来改名为“中山街”。街上有多家卖帽子的商铺，也有一家名曰“百老汇”茶铺，少城及西边迁出来的鸽友大约民国中期开始在这里聚集，鸽市迁来中山公园，“百老汇”茶铺成为鸽友聚集地。

（民国时期成都老茶铺）

　　鸽市离不开鸽贩。民国中期成都最有名的鸽贩非袁清云（音）莫属，此君能说会道，成都各式品系各家养鸽情况烂熟于心，低买高卖是其拿手好戏。他手下有好几个得力干将，组成收鸽买卖“联合方队”，鸽市搬迁也以他们为核心。无论新手入门，还是老手“换教”，那年头，袁清云连同他手下那帮鸽商的影响力，非同小可。

　　1938年11月，日军开始“成都大轰炸”，在长达6年中，共对成都实施31次空袭。其中1939年6月11日，日本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总共出动54架飞机，一半飞机轰炸成都，另一半前往重庆轰炸。在成都投弹111枚，轰炸了盐市口、东大街、东御街、提督街、顺城街一带，炸死无辜百姓226人，伤600余人，损坏房屋6075间。在这次大轰炸中，中山公园连同提督街周边建筑几乎被夷为平地，“百老汇”烟消云散，城里鸽友纷纷躲避战火四散逃命。家家都在艰难中度日，爱家能藏起来保存几只鸽子活命已属难得，民国以来的闲暇养鸽时光从此荡然无存。谁也不料，成都鸽友再在这提督衙门外大聚会，要等差不多30年了。

（民国时期成都老城中心提督街街口）

　　全面抗战开始，四川成为中国大后方，特别是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大量敌占区资源西迁，人口内移，四川由此成为“陪都”发展的“支柱圈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迅猛发展。成都市内鸽友碰上新的时代机遇，川人乐观积极、不畏强暴、享受生活的特点，也通过这信鸽爱好，得以充分展现。

　　老城中心的东御街和西御街源自明代。由于地处皇城中心，自然没能逃脱日军飞机的轰炸。1948年初，在东御街东口街南边废墟上，国民政府拨款重建“中央银行”。 工程尚未完工，成都即迎来解放，旧时代结束了。

（解放初“百老汇”茶铺旁边的人民银行大楼）

　　解放后，工程续建竣工。离银行西墙不远，即后来人民商场南门对面，在被轰炸废墟上新建一座露天茶园，取名为“百老汇”。这个美式名称，其实源于原中山公园内的“百老汇”茶铺。新竣工的“百老汇”茶园大门，从外表看犹如一座西式豪华商场大门，门坊上镶嵌一块“百老汇”铁质大招牌。进大门，左边是牛肉馆，右边一排笼子高挂，这是鸽贩铺面。再往里走，有个带天井的茶铺。这里，就是城里新的鸽鸟市场、鸽市新中心。著名的鸽贩袁清云（音）、蓝继明（音）还有“田老陕”等，自然在此常驻。每周日逢场，城里城外上百鸽友“耍家”在茶铺聚会，上百笼鸽子在此展示交流，鸽市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抗战胜利直到解放后50年代初，中山公园后面的中山街老鸽市依然存在，但东御街傍“百老汇”大茶铺兴起后，吸引了更多鸽友前往。鸽友赶场都喜欢热闹，哪里鸽子多人多，就去那里逛。

　　“百老汇”时代的成都，土鸽子依然是主力军，但自上海逆江而上经过武汉、重庆，最后到达川西平原的的“洋棒”已经开始飞翔在成都上空。这些“洋棒”大都是日本鸽、德国鸽和比利时鸽，虽总数不多，却因身材魁梧，定向准，飞行较快，成为追捧对象。在鸽市交易中，品相普通的土鸽不过5分一毛到两毛钱一羽，而品相好的顶级“洋棒”身价可以卖到10元钱。家里养几只“洋棒”做种，是很多鸽友的梦想与追求。

　　1952年成渝铁路开通，成都铁路局要在市内修建一个售票点，大约在1954年前后征用了“百老汇”这幅土地，“百老汇”鸽市就此宣告终止。此时中山公园已经改名为“劳动人民文化宫”，背后“中山街”上的鸽市得以保留，延续着民国初年以来的“周末精彩故事”。

尹都督、田军长公馆里的鸽群

　　有史可查最早的成都群众信鸽组织是从清末到民国初年开始的“云霄鸽会”。那个时期，洋务运动大发展，成都地区工商业发达，四川的劝业会等行业协会相继成立，各派力量都奋发图强以期实业报国，新政强国。信鸽作为玩物，从来依附于有经济实力人物的引领和推动，成都的“云霄鸽会”也不例外。

　　辛亥革命成功后，成都彭州人尹昌衡于1911年12月在成都诱杀清朝川督赵尔丰，名声大起。1912年尹昌衡掌握川渝军政大权，成为四川都督府大都督。同年7月平定康藏叛乱，后被袁世凯骗至北京定罪，处以9年徒刑。1916年袁世凯死后，尹昌衡出狱后辗转回到四川，隐居田园不再过问政事。尹昌衡性格豪放，胆略过人，兼之才华出众，文武双全，在四川旧军阀中学生门生众多，在老百姓中享有很高威望。

（出川平叛前的四川大都督尹昌衡）

　　今天的成都红星路4段王家坝街4号，有一栋别致的老式公馆遗址。它青砖石瓦、木古梁旧。这便是尹昌衡的官邸，有150多年历史。相传尹都督归隐后潜心诗文著述，有几十本文集流传后世。尹都督喜爱信鸽，雇人驯养，最多时两三百只，既有成都本地小青灰麻沙等品系，也有各地军政要员赠送上海及日本欧美来的“洋棒”品种。大都督政坛归隐，而“云霄鸽会”却由此而增光添彩。

　　民国时期老成都的大户人家，喜欢养鸽的不在少数。权贵之家大都有自己独立公馆，房子大，院坝宽，花鸟猫狗都不可少，厨房或者杂物阁楼空余地多能养鸽。相对于小户，公馆大房飞出来就是一大群，土鸽子“登雁”拔高，灰麻降花，五彩斑斓，搅成一团，穿入云霄。屋外街坊路人纷纷驻足观望，院内主人兴致勃勃，抬头望高，蓝天白云，还有一群自家彩鸽翻飞，可谓美不胜收。

　　民国时期的信鸽放飞大都为个人自发行为，有钱人可几个银元雇人肩挑两笼徒步几十上百华里放鸽。东边放龙泉、简阳、仁寿、重庆方向；北边走新都、彭州；西边进灌县。在土鸽子占主力军的年代，能回来者寥寥无几。尹都督家的鸽子曾经放飞绵阳100公里空距归巢。据说都督无比高兴，上门道贺者络绎不绝，光是公馆大门外庆贺的大红鞭炮就爆了厚厚的一层，设宴开席，欢天喜地。

　　爱鸽的名人，除了尹都督还有田军长。川军名将田颂尧，成都龙泉镇中街人，曾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军长，上将军衔。早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与蒋介石、叶挺、张治中、刘文辉、邓锡侯等同窗，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立志推翻满清。1917年四川进入军阀割据时代，田颂尧曾雄霸一方。1938年他积极支持川军出川抗日，变卖大量家产捐赠数万大洋改善川军装备。田军长在成都东大门的牛市口建有漂亮的公馆，一群鸽子养在其中，据说很多还是德国种与比利时种，这在当年的成都鸽界绝对算“香饽饽”。家住西门三洞桥附近的谢直元（音），曾经得到田军长家“洋棒”的后代，在民国后期云霄鸽会组织放重庆长寿（300公里空距）比赛中夺冠，获得铜质奖章一枚。数十年后谢老谈起往事依然神采奕奕。

（民国四川军阀 田颂尧）

张大局长和徐三少爷时代的“云霄鸽会”

　　光绪27年（1901年），暑袜街上建起了“大清邮政成都分局”，这是中国西部首个邮政局，也是今天成都邮政局前身。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中国西南成为当时政治经济的中心，成都邮政局发展非常迅猛。

　　蒋委员长结拜兄弟、国民党元老张群，乃成都华阳人，抗战中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后来任行政院院长。张主席的哥哥张逸凡（音），任职民国时期成都邮电局局长，毫无疑问是极大的肥缺职位。生活滋润的张局长，闲余也很喜欢鸽子。张公馆养的多为 “日本白背灰金眼”和欧洲来的“大鼻子洋棒”。张局长成为民国后期成都叫得上名号的鸽界“张大老爷”。中山公园的头号鸽贩袁清云，时常帮张局长四处物色好货。局座训鸽，也是由老袁挑担步行几十华里到东边龙泉或者简阳方向放飞，一次收2到3个大洋。每每老袁回来汇报鸽子走向，都说飞得高走得准。局座看到鸽子都回来，兴致大增，老袁下站自然又有训放生意可揽。但究竟在哪里放飞的，也只有老袁心知肚明。

（城里暑袜街上的老邮局，70多年前这里的张局长是超级鸽迷）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举国欢庆。千里之外的上海，鸽界人士拿出了具体行动。10月10日上海市各界庆祝胜利大会隆重召开，50多位鸽友带着数百羽信鸽在大会上放飞，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庆祝抗战胜利，同时成立了“中国胜利信鸽协会”（简称“C.V.U”）。真可谓：“八年低头有翅难展，一朝吐气重上云霄。”

（民国时期成都市云霄鸽会纪念章）

　　抗战后期，成都的“云霄鸽会”迎来新一届主席，家住城里灯笼街大公馆的三少爷徐逸先（音）出任会长。徐三少爷的父亲乃四川名人徐孝刚，人称“徐师长”，先后担任民国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总办、四川兵工厂总办、陆军第一师师长、成都卫戍总司令四川， 省政务厅厅长、川康督办署参谋长、第21军参谋长、刘湘部最高顾问、四川参议会参议员、民国陆军中将等重要职务。“徐师长”从1943年起担任四川最大慈善组织成都慈惠堂董事长，热心慈善事业，具有很大社会影响力。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首届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是川军爱国将领的杰出代表。清朝末年，徐孝刚远赴日本留学就读陆军日本士官学校，崇尚新体的徐师长，一贯重视体育，早在1905年四川举行第一届省运动会，徐孝刚就在大会上担任审判员，将自己在日本的所见所闻及所学应用于实践之中，滋养了近代四川体育的发展。

（民国时期成都云霄鸽会竞赛奖章）

　　徐师长喜爱信鸽，也深深感染了自己的儿子徐逸先（音）。徐家鸽棚修得精致，专人训养一群“洋棒”。抗战胜利后，在徐会长大力资助下，“云霄鸽会”发展较快，“上至红顶子下至叫花子”都在鸽会平等竞技，大众参与热情很高。每年鸽会于清明后组织短距离训飞和比赛，以北线放彭州、新都、绵阳，东线放龙泉、简阳、重庆、长寿等地为主。“云霄鸽会”还制作精美铜制奖章颁发获奖鸽友，归巢鸽子到了鸽会茶铺，用最漂亮圆提笼装上，外面用红色绸缎做的花翎，花朵在绸缎中间，置于笼顶，左右绸缎顺笼而下挂在两边，名曰“挂红”，对鸽主和鸽子，实乃莫大荣誉。徐会长身体力行积极参架云霄鸽会比赛，有次爱鸽从260空距外重庆胜利归巢，家里张灯结彩，鞭炮声声，城里云霄会员同好、街坊邻里、各州各府云霄分会前来道贺，送锦旗抬红匾，络绎不绝。徐会长恭迎城里豪华餐厅，重庆归巢鸽“挂红”展示，连续三天开流水席，半个老城都知道徐家三少爷爱鸽重庆飞返，成为街头巷尾焦点新闻。

（成都迎来解放）

　　1949年12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贺龙率解放大军胜利进入成都城，成都迎来解放。民国以来的无数喜爱鸽子的老爷公子哥，要么远走高飞，要么就此沉沦。“云霄鸽会”的旧时代，由此翻过去。

　　解放后的成都，驯养信鸽的主体变成了工人阶级、教师、城市手工业者、小商贩及周边的农民兄弟。物质生活非常艰苦，人们内心大都是轻松愉悦的。虽然鸽会名号荡然无存，但并不妨碍大家周末赶鸽市，喝茶聊鸽经。

　　因为生活拮据，此时城里鲜有养百十来只鸽子的大户。解放初期，刚上小学的鸽友胡文质家住在城中心商业场附近，父亲胡乐川是当时名满成都的裁缝大师，人民政府认定的成都首批四大“特级缝纫技师”之一。家里有私房，收入较稳定，养着40多只“洋鸽”，实乃罕见“大户”。而土改后城里大都是居民院落各家混住，旧房顶上的小青瓦、邻居家的晒衣杆，都让鸽子成为“天敌”，讨人嫌惹人恨，所以平常鸽友家能喂十来只鸽子已属不易。

（曾经遍布四川的小青瓦居民老院落）

　　这个时期的信鸽品种依然以本地老品系为主，特别是“青沙”、“桃沙”、“铁麻沙”，最远能飞百多公里。“洋棒”品系，流传下来的大都是民国时期“日本灰鸽白背金眼”，偶尔有几只上海重庆来的“外籍鸽”，也必然被全城的鸽友惦记着。

　　上世纪50年代末，手艺匠人刘光华开始牵头组织放飞和比赛。他是锦城汽车修理厂工人，住家就在青龙巷内一个大院子里。刘光华解放前就参与“云霄鸽会”的放飞活动。他养鸽热情高，号召力较强，牵头组织城里的信鸽比赛，据点就在青龙街的“蜀华楼”茶铺。对鸽友来说，这无疑于一个全新时代的来临。

　　50年代的放飞依然延续老体制。清明节后起翅，大都走东线，龙泉、简阳、隆昌、内江、重庆、长寿，最远放到万县。放飞都是鸽友邀约自发组织，约好时间，大家你1只我2只，凑齐几笼，公推一人为放飞员，给足路费，由他坐车送鸽到放飞地，到达后放飞员用私章加盖翅羽。有的重要比赛，要到放飞地邮政局借来邮政章加盖，确保放飞到达目的地。1958年东线放重庆（260公里空距）成功，蓝继明夺冠，名噪一时。鸽友郑子和（音）归巢一只，后被重庆著名鸽友全华山买回重庆做种。这个时期，因为总体饲养鸽子数量少，大都是土鸽或土洋结合“杂交鸽”，鸽友们配对强调“纯血”，基本上近亲兄妹配，讲究的是外形不变眼砂不变，多年下来，鸽种退化严重，能飞百十公里已经不易。每年起翅不过两三百只鸽子，放到最后东线最远站点，通常还剩二三十只，最后能回来三五只大家也算满意了。

　　今天在成华区八里小区的成都华西中学，过去叫成都13中，在青羊区的青龙街办学。13中历史悠久，前身就是创立于1908年的“华西协和预备学堂”。13中有位美术教师陈道尊先生(1917-1993)，早年毕业于国立四川大学文学院，解放前担任过国民政府华阳县代理县长，是位颇有学问的爱鸽名人，大家都尊称他为“陈老师”。陈老师爱鸽如命，入行很早，建国后已经成为倍受尊敬的鸽界老前辈。刘光华的赛事组织大本营“蜀华楼”茶铺就在街对面，陈老师常去喝茶聚会讲鸽经，成为当时众多入行新鸽友的“良师益友”。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全国老百姓口粮遇到危机，成都家庭也未能逃脱。这时期信鸽数量急剧减少，人人忍饥挨饿，不少鸽友只能挥泪淘汰自己的爱鸽，陈老师在最困难的时候依然坚持保留下来少数鸽子，包括城里老鸽友养不下去又不忍心杀掉的好种鸽，有几只都交给陈老师喂养。陈道尊想方设法节省家人的口粮来喂鸽，最困难的时候发明用红薯切成小颗粒，用米糠壳搅拌灰面和红土，搓成丸子，将鸽友们托付的最后几只鸽子保命续命，让成都当年最好的种鸽香火得以延续。多年后，陈道尊老先生这段爱鸽护鸽的坎坷经历，还深为广大鸽友敬佩。

备受尊敬的成都文化鸽者——陈道尊先生（1917-1993）

60年代，北线出川首获成功

　　1962年经济形势稍有好转，成都的鸽友们再次出征，东线的长寿300空距见鸽归巢。家住西郊土桥开酱油铺的鸽友老王，人称“王酱油”放长寿归巢1羽，整个西城的鸽友都为之欢呼。到了1963年，放飞再进一步，到了四川最东边的万县城，比赛依然获得成功，城里老票友也是开铜器店的老蒋，别名“蒋铜匠”，榜上有名。多年后提起这段辉煌历史，老人家还喜不胜收。

　　1963年的最大亮点不是东线，而是北线方向的陕西略阳。1958年宝成铁路建成通车开始运营，为千年蜀道开辟重要北线出川大通道，使得成都鸽友借铁路运输往北路放飞成为可能。这年初夏，刘光华在“蜀华楼”茶铺集鸽，发起首次北线冲击。宝成线上的陕西略阳站，空距达到360公里。成都仪表厂的职工段荣华归巢3只并夺得冠军，轰动全城。而此时，比赛竞技性开始展现，不仅归巢鸽要公开表彰，提笼“挂红”展示，还有锦旗和奖状，成绩也开始排名，大红榜张贴在“蜀华楼”鸽友茶铺里。

（四川美院陈安健教授的油画“茶馆系列”生动再现了四川过去鸽友老茶铺的情形）

　　1964年，借着北线略阳放飞成功东风，成都鸽友再次冲击“超略阳”。刘光华选定宝成线上站儿巷作为新的放飞地。站儿巷镇，今天在甘肃省陇南市两当县境内，距离成都400空距。站儿巷放飞再次成功，其中段荣华上年的略阳归巢灰沙雄复飞成功，成为当时的明星鸽。

　　1965年，“蜀华楼”茶铺的鸽友们继续高举北上大旗，“超站儿巷”是新目标。沿宝成线选点420空距的陕西凤州站放飞，比赛再次获得成功，每只凤州归巢鸽都为主人带来极大荣光，中山街鸽市“凤州小鸽儿”由此成为追捧的稀缺货。凤州已在秦岭深处，宝成线火车在此换车头进入大山开始爬坡，再往北就是中华龙脉秦岭主峰了。

（四川美院陈安健教授的油画“茶馆系列”生动再现了四川过去鸽友老茶铺的情形）

　　1966年春天很快来到，摆在刘光华等组织者面前是道难题：继续北上挑战秦岭天险？还是就此打住重回东线出川到湖北？“蜀华楼”茶铺鸽友议论纷纷，老一派代表纷纷反对，说到秦岭山上夏天大风吹起飞砂走石，鸽子哪飞得过层层高山？再往上放秦岭就是有去无回。这时，二轻局职工谢，雁章（音），人称“谢三哥”，是“蜀华楼”放飞组织的积极分子，也是刘光华的知音。他极力主张继续北上挑战秦岭，杀出一条血路。在谢三哥鼓动下，刘光华下定了决心放北线秦岭车站。秦岭一站到成都空距500空距，是历史上最远的放飞距离，能否成功，大家心里也没底。

　　秦岭放飞开笼后，在焦急的等待中，时间一天天流逝，直到7天后的下午，谢雁章的秦岭鸽终于率先归巢。冠军鸽拿到“蜀华楼”报到，圆提笼“披红”高挂，全城鸽友奔走相告，随后又有3只赛鸽陆续归巢，成都首放北线秦岭宣告大功告成！

　　而此时，神州大地一场巨大运动也即将揭开序幕。“5.16”通知从北京发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此开始。回想当年，恐怕没有人可以预料到这场运动会发展成空前浩劫。同样，鸽友们也不会想到，随着文革的进行，成都鸽界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悄悄揭开序幕。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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