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地下党交通站在哪里？
云南地下党的交通站在哪里？
在昆明玉溪街14号，交通站的负责是谁？
是韩进之。韩进之何许人也？他是建水县四大财主韩选庭的大儿子。出生于大资本家大地主的韩进之，怎么会来当地下党交通站的负责人呢？这件事，让我给大家慢慢道来。
“四七年四五月间，云南省教育厅长、反动分子王政要挟建民中学迁回建水，不让进步人士刘宝煊担任校长，不准校董事会成员在经济上支援学校，目的是解散这所学校。我考虑建民中学是昆明学生运动中的一个堡垒，教师中的党员和进步分子占了绝大多数，学生中的‘民青’成员也很多，必须保住这个堡垒，打退敌人的进攻。于是，我一方面经过建民中学教师中的党员陈家震、卢华泽、廖新伦等发动全校师生开展护校运动，号召全体师生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生产自救；另一方面，争取校董的支持，抵制反动派的阴谋活动。为此，我找在建水个旧等地工作过的党员孙仲宇商量，要他去请在当地支持刘宝煊办学的时步士绅马亦眉、苏辛农等出面做校董的工作，希望他们继续捐资办学。我还要孙仲宇同刘宝煊商量，为缓和气氛，由刘宝煊提议请爱国进步人士，在国民党眼里只是个贵公子的韩进之担任昆明和建水两所建民中学的校长。经过一系列的工作，国民党教育局也同意韩进之当校长，校董们也都继续支持学校办学，敌人的阴谋随之破产。”
这是地下党省工 委书记郑伯克在他的革命回忆录中记载（郑伯克回忆录，368页—369页）。
那么，韩进之当时在哪里呢？在上海同济大学当助教。
那么玉溪街14号怎么会成为地下党的交通站呢？原来玉溪街玉溪会馆35年被火烧掉，无钱盖房，韩进之的爹韩选庭拿出6000半开在会馆的地皮上盖得13、14、15号，得二层楼房一所。韩选庭开的商号叫“源济昌”。
韩进之回昆当上昆明建水两地建民中学校长后，先是得陈盛年（昆明市工委书记）发展他参加“民青”，后直接受郑伯克（云南省工委书记）的领导。
刘朝钧（建民学生、红河州党校）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建民中学的第一功臣是刘宝煊（后任云南人民讨蒋自卫军二纵队司令员），第二功臣是方仲伯（边纵九支队副司令员），第三功臣是韩进之。”文中介绍了韩校长与刘宝煊的关系。“闻一多、李公仆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后，刘宝煊、方仲伯也在国民党暗杀的名单里。地下党通知刘、方二人离开了建民中学”。
“后来刘宝煊向郑伯克推荐了韩进之。韩进之出任昆明水两建民中学校长后，玉溪街13、14、15号自然变成了地下党的交通站，郑伯克在‘白区工作的回顾与探讨’一书中，多次提到在玉溪街仓库开会及派遣和接收人员都叫他们到玉溪街找韩进之云云。
“韩进之在经济上不仅支援建民中学，他对地下党及边纵也大力支援，计：云南地下党省工委书记急需用钱时，拿出大锡十吨，建水地下党县委统战部长刘朝义大锡一吨，边纵十支队政委岳世华大锡4吨……
“地下党在开办锡矿合作社需要资金，他拿出半开8000元，
“1948年3月，刘宝煊离开昆明去边纵击队，韩进之送给刘宝煊一件皮大衣，一双美国造的皮鞋，一支十三拉手枪，刘宝煊妻子彭玉仙带着四个女儿住在个旧，韩进之每月派人送去半开五十块作为她母女的生活费。
“已到边纵八支队的
“大商行源济昌，已从大资产变成了小资产。建水源济昌被国民党抄家后关闭。源济昌的少老板韩进之，于
“1948年6月，昆明轰轰烈烈的反美抗日，爱国民主运动，韩校长把自己置身运动之中，积极支援运动，主动买纸张、毛笔及墨汁、油墨送进建民中学罢课委员会办公室，供写标语、口号及宣传材料用。将自己新买的单车交罢课委员会联络部长张传奇使用。在运动中，一些师生遭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他与一些社会贤达、学生家长联合签名登报呼吁，营救被捕师生。建民中学地下党员段亚华，被国民党宪兵13团攻打求实中学时被捕，韩进之通过内线调查，知道敌人名单上没有段亚华的名字，他马上出面去敌伪警备司令部，信经陈盛年修改，说我建民中学教师段亚华，因进城借住求实中学，被贵部误捕，请查明释放。这时段亚华小产，警备司令部通知韩进之去保释，韩将段保释出狱，雇人力车接到玉溪街家中调养，康复后送到边纵。昆明学生运动轰轰烈烈，韩进之考虑到建民中学地下党领导廖新伦、何秉文在学校不安全，把他们二人接到他的家中。何秉文去复兴晚报刊登营救师生呼吁书被捕，他马上将廖新伦转移到一所医院隐蔽。1948年“七·一五”事件时，国民党反动派逮捕集中在云大，南箐中学的大批师生，韩进之与长城中学校长刘春生，不顾个人安危，主动去找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云大附中校长杨春洲、求实中学苏鸿纲、联合各界民主人士，共同呼吁声援学生。在社会强大的压力下，反动政府作了让步，准许十五岁以下的学生由家长领回严加管束，使这批学生免受监狱之苦。有些学生家长不在昆明，韩以校长身份领回，有的学生没有钱，韩还给回家路费。
“建民中学、云大附中被国民党停办解散，韩进之、杨春洲两位校长忧心忡忡，考虑学生失学的厄运，把一些学生安排到建水的建民中学继续读书。
“我（刘朝钧）1948年12月，被国民党特刑监狱无罪开释出狱，我到韩进之家，韩说：“我们临安人硬，叫我住在他家，马上拿钱给去理发、洗澡。住了几天，给我路费，执昆明源济昌商行职员证明，托熟人邹承庆把我带到建水。”
刘元华（刘宝煊侄女，建民中学学生，省农垦局办公室主任）也写了一篇文章，文中这样介绍道：“韩校长顾全大局，应刘宝煊之托，舍去上海同济大学助教的工作，于同年8月，担负起了昆明建水两地建民中学校长的职务。韩校长有才学，有远见，乐观豁达，宽容大度，尽责尽职。到任后，尽其所能，顶着困难和压力，支撑着建民的发展。1947年，我在昆明建民工作，负责学校财务是我和高一班的王惠。当时，昆明建民规模较大，每月教职工薪津、学校管理费、修缮费、生活费等等要很大一笔开支，有时王惠和我带着预算到韩校长家取钱，向韩校长汇报时，他热情慷慨，很少细听细问，就急忙把自己商号
“建民这块革命阵地，在学生运动中是一支坚强的中坚力量，成为反动派的眼中钉，称‘建民是共产党的大本营’。昆明爱国民主运动又掀高潮，在1948年‘七·一五’爱国民主运动中，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大批师生被捕，两天后，建民被查封，一片白色恐怖笼罩春城。韩校长对自己的学校遭此厄运，心急如焚，东奔西走，设法营救师生，并将出狱生病的同志接到家中调养，还有一部分师生往返食宿在韩校长家，经过联系和安排，他们拿着韩校长送的路费，先后走了，有的到建水建民继续上学，有的奔向武装斗争，参加边纵，有的留在昆明坚持地下斗争。
“1949年，韩校长又新添任务，忙于接待‘远方的来客’，负责食宿和安全，细心安排，还经常在家陪伴。来都装成商人作掩护，有三、五天，有的十天半月，有的往返多月，韩进之的家（玉溪街14号），就是一个联络点、接待点，省内省外，来的次数多，街坊邻居纷纷议论：‘韩家生意兴隆，人来人往，好生热闹。’多少人次说不清了，地下党联系有代号。我知道的有杨江（从东江纵队过来，后任边纵三纵队政委、司令员）、杨明（记不清了）、罗培元（广州政协主席、广东省委统战科长），有一次，来的同志还带有一个小孩子，好像是他的孙子。我是组织安排去联系过两次（每次1人），他们都住在韩校长家二楼一间宽。敞明亮的屋里，中年男子说着两广口音很重的普通话，说是广西那边来的地下党同志说：‘这位韩同志非常热情豪爽，住在这里就像自己家一样，清静安全，生活很方便，很感谢他。’其中有一个还要我带他去逛街，想看看昆明的市容，又顺便在广东餐厅吃了顿饭。
“1949年10月，建水建民中学被国民党反动派勒令解散，学校教职员工和转移下乡的困难学生，都得到韩校长政治上的关心和经济上的资助，发给遣散费和路费。
“1949年，在昆明‘九·九’事件中，我因地下党的身份暴露，要随组织转移到玉溪地区农村工作，临行前，我抽空去和韩校长夫妇辞行告别。他拿出50块半开（银元）亲切对我说：‘拿去拿去，到新地方遇到问题时方便些！’这对我将要走向远方是一个极大的支持、鼓励和关怀，我深受感动，表示由衷的谢意！”
由肖友执笔，以建民校友名誉写的“二位老校长”一文中曾介绍道：“韩进之担任建民校长后，就邀请远在北京的林毓彬，回昆明来当建民中学的教务主任。他按党组织的指示处理善后事宜，是最后一个离开建民的老师。之后他就到韩进之的源济昌商号坐阵来了。郑伯克到玉溪街来，在他面前举起一个指头，说一声‘one’，是代表一百半开（银元），举三个指头，就是三百块半开。郑伯克兜一圈回来，四顾无人，就安全地把钱袋子提走了。韩进之当时是省工委的‘财神爷’”。
从郑伯克的回忆录中458页写道：“建民中学校长韩进之，是经我们安排担任校长的，……以校长的身份公开活动，配合建民中学陈萍营救保释了很多该校被捕师生，有的还接到他家养病，调养好后资助旅费送往游击区。”
“……到玉溪街韩子旺（韩进之）家与组织取得联系，然后经过伪装，由潘守愚的与潘的父亲一同借道安宁温泉为由，坐车通过碧鸡关的宪兵关卡，到安宁县教育局长、党员李方英处，李安排前往滇西北游击区参加了武装斗争”。（郑伯克回忆录459页）
“昆明建民中学解散后，建水建民中学仍然存在，我们要求他们先是有条件到建水建民中学的党员和‘民青’成员，进步学生都到建水建民中学……”（回忆录463页）
那么，玉溪街14号在什么地方？在新百货大楼南部与顺城街接合部的地方。
地下党交通站负责人韩进之已经93岁了，健康而乐观的生活着，行动自由。享受厅级干部的待遇，其五个子女也很孝顺他。
我们从他每顿饭的饭食量和睡眠情况及还不看病的身体健康状态，他活过100多岁完全没有问题！祝韩老长命百岁！
韩信一
昆明市席子营1区36幢4单元702室
13708806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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